一、毛泽东批判
毛泽东与蒋介石，都是孙中山的学生。他们都是企图为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国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之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先进人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蒋介石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提出和坚持中国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道路。毛泽东与五四后新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则更向前激进左倾（三民主义已经是左倾），心仪苏联，简单判定了辛亥革命和北洋议会的失败，认定了西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西方式民主，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毛泽东的一生，为“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的模式探索，这是理解毛泽东的钥匙。虽然，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更为正确的发展道路，但我们不能简单以今天获得的认识去全盘否定毛泽东，因为，“所有一切人类思想，都曾经标志着人类或一部分人类所曾处过的阶段，都对人类进到目前状况作出过积极的贡献。最有害的思想也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顾准）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逆潮流而动的。王希哲1980年曾指出，从国际范围观察，50年代末萌芽，贯彻于60年代中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思想，旨在维护斯大林主义，捍卫斯大林主义。而世界潮流的进步，禁锢东方人民的共产主义体系瓦解的开始，正肇端于斯大林主义的动摇。捍卫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是捍卫和加强毛泽东对全党和全中国的个人极权（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思想是应该否定的，批判的。
但毛泽东为捍卫斯大林主义的一切，仍然表现为一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他承认斯大林存在许多问题，认为这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50年代的社会主义还在上升。那时认识条件下的毛泽东，不可能彻底怀疑社会主义，去求助西方民主，他只能致力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企图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人民，寻找出一条“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来，以超过马恩列斯对共产主义的贡献，确立自己的“第三个里程碑”。
显然受托派的影响，毛泽东发现了共产党专政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很容易官僚化。“官僚主义者阶级”与人民“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体制内的基本的阶级矛盾和基本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要给工人农民和下层“被压迫小人物”提供一个造反的合法根据和空间。他要“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大民主”，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这就是他为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探索，作出的伟大贡献。
但这个理论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
“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不得对共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
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二、共产党官僚批判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官僚”，指的是50－80年代那个中国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管理体制的人格化的阶层。我们这里以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代表性的几个人物，来进行分析。
彭德怀，最能代表理想主义老共产党人的性格，他在庐山挑战了毛泽东，为的是1958年“一大二公”大跃进以来，人民遭受的苦难。他甘冒粉身碎骨也要上书言事。他是“海瑞”。他为人民“鼓与呼”，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要创造一种民主的制度，由这种制度保障人民自己的“鼓与呼”。
刘少奇是典型机会主义官僚。他也曾发现甚至愿意纠正毛泽东的某些错误。但一旦发现毛泽东坚持错误，则立即逢君之恶，甚或发展毛泽东之恶，60年代他把极左阶级斗争推向极致，最后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周恩来也是机会主义官僚。与彭德怀一样，他关心中国民生疾苦，忍辱负重，极力希望排除干扰，尽快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此他获得了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敬重。但他不能也不敢挑战毛泽东，他必须执行毛泽东。他也差点在文革中葬送了自己。
邓小平，则是从刘少奇、周恩来式机会主义官僚转化的“开明官僚。”他1975年从周恩来手中全面接棒，即开始对国民经济“整顿”，到他1978年再次复出后，提出而执行至今的“改革开放”，看出，他始终把国家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放在第一位。
可见共产党官僚阶层的特征是，始终抓紧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把它视为确立共产党对中国统治合法性的根本。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中国的民主化，不关心也想不到要关心怎样建立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模式，相反，他们大多反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模式的探索，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出手镇压人民各种形式的造反，包括57年的“反右”，文革的“造反”，民主墙，直到“六四”坦克的“平暴”。
客观来说，不像今天，60年代的中国“官僚主义者阶级”，总体上说，还没有发展到毛泽东夸张的“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程度。1957年后，“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就是社会主义敌人”的结果，虽然加剧了共产党城乡基层各级官僚专横作风的形成，对立了党群关系，大饥荒后有限经济产品在此专横作风下再分配的矛盾，更尖锐了党群这“两个阶级”的对立，但中国人民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愤恨，还远远达不到90年代后今天的普遍的水平。文革前夕，广大“解放前”的贫苦农民还没有完全忘记共产党分配土地的好处；特别是大城市新兴大工业厂矿的工人们，还多是刚刚进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受益者，复退军人，因此，他们还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基本支持者。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各级官僚手里，紧紧掌握了可以最终注定他们胜利的两大基本优势：
⑴ 他们是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代表者；
⑵ 中国大半工农群众还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受益者，他们倾向保党，站在共产党官僚一边。
三、共产党文革派批判
共产党文革派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他们也曾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紧跟毛主席的路线，要把人民发动起来，提倡人民的历史主动性，去创造出一个新的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模式。他们也曾相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式的巴黎公社。因此，他们是刘少奇共产党旧官僚精英们的反对派，是他们的天敌。从站在毛泽东一边纠正刘少奇、邓小平们的“五十天白色恐怖”，到批判“血统论”，批判资反线，要求把运动的重点指向党内各级当权派（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除外），他们始终支持了被“十七年”官僚主义阶级压迫的民众们的造反，成为了造反派的后盾。
但是，“一月风暴”后的“中国式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被毛泽东以“党委往哪里摆？”的理由取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他们率先明白了党的统治形式是不能突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标与其是要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不如说是党内翦除政敌的权力斗争。
随之而来的“二月逆流”，他们在中共军事官僚面前的挫败，加速了他们向同样的机会主义官僚集团的演变，不过他们是上升的“新贵”，他们的貌似极左的面具不能丢弃。从此，他们的鼓动和支持造反派对共产党行政官僚和军事官僚的进攻，都渐渐地演变为一个统治集团向另一个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和对民众力量的利用。一旦斗争失利，他们随时会把冲在前面的造反派抛出去，作他们的替罪羊。
既然闹事、夺权是共产党文革派的全部使命，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完全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与共产党行政官僚的优势正好相反，他们的劣势是：
⑴ 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切衰落和倒退，按共产党行政官僚的指控，都要由他们承担全责。
⑵ 中国大半保守工农群众原来就不站在他们一边。随着他们中国经济建设的捣乱者和破坏者形像的深入传播，他们更是失去了中国绝大部分群众的支持。
⑶ 甚至，由于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制造了造反派的分裂，也越来越失去了造反派真心的支持。
他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能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但正如他们经常地把造反派抛出去作替罪羊一样，毛泽东一旦形势不利，不但常常抑制他们，也常把他们的重要成员抛出去作替罪羊（王力，关锋，戚本禹），这就更使他们处于劣势。
这些战略和战役上比右派官僚先天的劣势，也已经注定了他们最后必然失败灭亡的命运。
但是，始终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九大前后，中共文革派的分化。陈伯达意识到了文革派中国经济建设破坏者形像对他们的致命，开始与张春桥、姚文元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伯恩斯坦主义”划清界限，在他为林彪起草的九大报告确定中心思想时主张“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主要的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报告的标题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把六年后，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报告中最获人心的口号提了出来。
中共文革派的这一重大转折没有成功。陈伯达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报告稿被毛泽东否定，及被张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继续革命”报告稿代替。之后，陈伯达被归入林彪集团。
中共文革派最后逃生的机会，也就被自己彻底葬送了。
四、造反派极左派批判（杨曦光批判）
早期阶段的造反派没有自己的代表性理论。
1967年秋冬至1968年春夏，造反派发生了全国性的急剧分化，分化为造反派极左派和造反派右派，各自产生了自己的代表性理论。这些理论其实全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解释毛泽东所反复号召的“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底”，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在“毛泽东批判”一节中，我已经指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 “包含了一个不可克服的基本内在矛盾和冲突，就是，‘推翻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阶级政治斗争和革命，却又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也就是只能在共产党专政的统治体系内进行，不得对共产党专政本身挑战。但任何有机的运动，一旦被它的发动者发动起来，就获得了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道，它就必然要与发动者原来的主观框框，不断发生严重的碰撞。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基本的内在矛盾冲突之上。”
湖南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1968年造反派极左派理论的最典型代表。
杨曦光要求造反派相信毛泽东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建立起一个”不同於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
为此，杨曦光号召“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
“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
“解决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是）周恩来”
杨曦光提出，“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文化大革命要由这个极左派政党来实现毛泽东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
1968年，杨曦光理论的最大危害，是它塑造了一个杨曦光化的“毛泽东”，激励全国造反派去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杨曦光造反派们那时普遍还不能懂得，保障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是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首要的职能。革命可以发生。但革命集团若不能在最短的期间赢的政权，并立即有效地组织生产，由此带来了经济的破坏、混乱或崩溃，它的下文就是失败！
持久的革命，只能在拥有持久的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才能坚持，而在革命根据地中，首要的职能，仍然是组织生产。
但杨曦光强调：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中华人民公社）不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结束。”这样，他就把造反派无效的造反持久化，僵持化了。这种僵持持久而无效的造反，势必越来越脱离群众，势必轻易被代表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共产党行政官僚们轻易地攻击为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捣乱和破坏，并列为必须镇压的无可辩驳的借口。
当然，杨曦光也注意到了一度夺得政权的造反派也曾组织生产。他仿照列宁的描写，写得很精彩：
“社会忽然发现，没有官僚自己不但不会活不下去，反而活得更好，发展的更自由，更快。并不是象官僚们在革命前吓唬工人们的那样，‘没有我们，生产会崩溃，社会会混乱得一塌糊涂不可收拾’。实际上没有了官僚和官僚机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煤炭部垮了，煤照常出，铁道部垮了，运输照常进行，省委各部都垮了，各种工作照常进行，而且工人阶级的生产热情，主动性大大得到解放，工人们在一月份后已管理工厂的情景，真是令人感动，工人第一次感觉到”不是国家管理我们，而是我们管理国家“。第一次是感觉得为自己而生产，干劲从来没有这么大，主人翁的责任感从来没有这么强，长沙纺织厂等地还创造了造反班等无数新鲜东西。”
但我们知道，这不过是文学的生花之笔，不是事实。依据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
1968年造反派在全国的被围剿，为杀气腾腾解放军军车开路的，不是别的，正是这连续两年严重下降的工农业总产值百分数字！
蒯大富团派理论，虽然远没有杨曦光的极端，更缺乏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毛泽东文革理论不可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仍然使它陷入了“文革持久战”，它仍然是用武斗僵持的方式，来追求完成它不可能完成的“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任务。
毛泽东最肯定的恰是团派“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的理论。因此他喜欢蒯大富，偏爱蒯大富。在数万“工宣队”围剿下突围，狼狈来见的蒯大富大哭时，他亲抚蒯大富陪蒯大富哭。但是，他不但帮不了蒯大富回去“坐天下”，相反，派遣工宣队围剿蒯大富的“黑手”，抄了蒯大富老窝的，恰恰也正是他毛泽东！
在清华，毛泽东“僵持”了自己；像一切造反派极左派一样，毛泽东自己也陷入了自己的怪圈；他自己也无法突出自己设定的文革理论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向蒯大富们解释说，他不得不派出工宣队围剿，是因为：
“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社会上说你们坏话的越来越多”。
但这一切，无非是文革僵持战下，1968年国家经济形势的反映。“最专制的君王也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相反，哪怕不甘，他也必须接受经济条件的强制，执行社会经济条件的指令。
造反，不可能突破共产党的统治本身，却要倚仗这个统治体系的毛泽东的最高权威。那么失败，灭亡，这就是造反派极左派的最后命运。
五、造反派右派批判（4.14批判）
造反派右派理论，有清华4.14派理论家周泉缨代表。周泉缨的理论与杨曦光理论，正好翻了个个：
4.14不承认十七年中国的阶级关系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对工农大众的统治关系，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一切干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让那些造反派掌权，来个‘大翻个儿’的革命”。
清华4.14从反工作组开始，就是造反派。但他们认为，造反，与走资派作斗争，把他们赶下台，用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这就完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政权问题的解决。
解决以后造反派干什么呢？
“掌权后的造反派应该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盟友、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干部。”五个“正确对待”。
实际上，就是及时、“正确”地明白自己已经完成了自己文革的使命，命该主动退出舞台了。而“以蒯大富为代表的红卫兵政权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好政权，我们已经对这种政权失去信心。”
怎么办？
周泉缨提出“勇敢分子”论。他说，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是毛主席用来打倒刘少奇的“勇敢分子”，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他们现在头脑膨胀，常常干扰破坏中央的战略部署，因此必须用“铁的手腕”将这些“勇敢分子”毫不留情地“捏得粉碎”，才能稳定局面。
请特别注意，周泉缨在他闻名天下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结尾，信心百倍地高呼到：
“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
革命化的4.14必胜！“
显然的，周泉缨的这番结论，是说到了日夜为国民经济操心的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各级行政官僚的心里去了！4.14的全部理论，都是共产党官僚可以接受的理论。甚至是当他们不得不跟着毛泽东走，被迫接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现实时，他们能够选择接受的一种最合口味的“革命造反”理论。
文革以来，哪家的造反派曾把“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纳入自己的纲领和宣言呢？
除了4.14，没有了。仅凭这一条，“四一四必胜”就不是虚幻的叫嚣，而是注定的了！
文革中，没有任何一种造反派理论像4.14思潮曾引起毛泽东那样的重视，反对和反复的评论。他说：
“清华41.4说：4.14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4.14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4.14”
“还是要联合，还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井冈山两个。4.14右的。”
工宣队进驻，“现在4.14高兴，认为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我就上过井冈山。”
但是，这个“井冈山还是井冈山”的蒯大富，终于在毛泽东亲手派遣的工宣队“铁的手腕”的围剿下覆灭了。“我不能接受”，“我就不高兴”的4.14还是胜利了。
而再过十年，“当邓小平终于复辟成功时，可以说4.14思潮是确确实实地最终胜利了”（借文革史家宋永毅评论）。
还要提醒注意一点，周泉缨代表4.14思潮向中央文革批判的锋芒，一次又一次指向的是陈伯达。我没有找到直接证据陈伯达多少受到了周泉缨的影响，但是第二年，1969年九大前夕，陈伯达与中央文革极左派分裂，走向“反对运动就是一切”的“唯生产力论”，应该不是偶然的，不联系周泉缨4.14思潮的冲击，陈伯达一人忽然偏离他一贯的中央文革极左立场，发生右倾，便是很神秘的了。
可以猜测说，“陈伯达唯生产力论思潮”，就是侵入和分裂了中央文革的4.14思潮！
六、民主与法制批判
李一哲不认同杨曦光们的造反派极左派理论：
1 、他不能赞成文革的纲领是要“彻底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中国巴黎公社。认为这是显然脱离60年代中国最广大工农群众的基本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
2 、杨曦光们不能向造反派提出和要求他们完成他们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务。这实质是动人口号下的冒险主义。它只能延长和扩展社会不必要的动荡和混乱，最终被当作炮灰和替罪羊。我们只能尽力争取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能争取到的东西。
3 、李一哲更不能同意把周恩来视为必须推翻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总代表。在当时的条件下，它完全违背了民心民意。他们的大字报认为，这是“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列宁）
李一哲可以赞同4.14周泉缨们的造反派右派理论，但不满意它，因为在它那里，造反派除了认清自己是毛泽东的政治工具，没有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这就完全消极。李一哲看来，造反运动，它可能争取到，也应该去争取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李一哲的基本主张是：
任何以“推翻”为目标的革命，革命期间，自然不要法制，不受任何法律束缚。文化大革命既然不可能是“推翻”的革命，就必须要有法制，就必须是有法制的群众民主运动。官民双方，都必须平等在宪法法制的保障和约束之下，任何一方都不得无法无天。没有任何人可以有超宪法法律的特权。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在打倒几个什么具体的“走资派”，而是要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最根本的权利，即“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监督权”制度化，法制化。要将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广泛行使起来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全部得到四届人大新宪法的确认，永远合法行使下去。
政治反对派应当合法化。一派造反夺权掌权不是民主。“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应该废除。不然，“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人民派别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最厉害的杀人武器。”
稳定国民经济，反对极左经济政策。要求把现阶段一切合理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利中国工农业，科技文化的发展。
对比一下。李一哲文革理论与杨曦光省无联们，周泉缨4.14们文革理论的根本异同在哪里呢？
第一，杨曦光、周泉缨们一左一右仍然把文化大革命绑在“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的战车上，为造反派解说他们各自的“毛泽东”的意图。李一哲强调的是，中国人民掌握民主的武器，要求将之法制化，制度化后，不再是为哪个“司令部”火中取粟，而是“为自己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而斗争”。因此，它是不受操纵的独立的人民民主运动。
第二，面对共产党整个的统治体系，李一哲不强调造反派必须以哪一个特定集团为挑战对象。既然人民的造反是为自己的利益奋斗，那么昨天它可以挑战刘少奇右派官僚集团，今天它同样可以挑战毛泽东－中央文革左派官僚集团，全看社会运动发展到的阶段，是谁（哪个集团）今天最障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是谁今天最侵害了中国人民各阶级的利益！（王自注：这正是王希哲至今主张和坚持的立场！）
第三，李一哲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挑战。表面看，杨曦光理论号召推翻共产党官僚阶级和制度，李一哲要求民主与法制，比李一哲激进。但杨曦光理论的支撑，倚仗的仍然是毛泽东个人的绝对权威。他阐述的“毛泽东”虽然极端，但毕竟与毛泽东还是非常近似。“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杨曦光还是要仰望“毛泽东”来给他以帮助。借用毛泽东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企图“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它表面激进的背后，隐藏了实质的保守。虽然，这是“打着红旗，颠覆红旗的一种方式”。但它是非常的脆弱的，也从未起到“颠覆红旗”的任何实际作用。事实上，共产党“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员康生们对它动了动指头，它就立即烟消云散。
但李一哲发现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法制化，制度化地建立起来，正是由于毛泽东绝对权威。不许挑战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已经成了中国全面封建性复辟的特征，是新的“礼治”。文革的造反运动，无论他出于任何目的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借助，维护和强调，客观都是在强化这一套现代中国的“礼治”。
因此，李一哲宣告：
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的态度。”
“‘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林彪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就是用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
“还有什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
于是，李一哲大呼：
“要法制，不要‘礼治’”！也就是不要“毛泽东专制”！
中国社会秩序和革命秩序，不应靠毛泽东“绝对权威”来保障，而要靠至高无上的民主和法制来保障。“绝对权威”下的秩序，必然是封建的“礼治”，也就必然的要演变成社会法西斯主义。
总之，突破毛泽东权威的变革。李一哲就大大跨过了周泉缨、杨曦光们。
七、武斗批判
对文革中各类血案和武斗，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应该分清性质
武斗，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语文斗争的反面，表现为皮肉私刑的揪斗，它是孤立个体的。一个是两方面势力的武力斗争，它是群体双方的。
一般来说：
⑴ 1966年“红八月”的“武斗”，是“血统论”红五类红卫兵对“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私刑。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共产党官僚为蓄意转移毛泽东文革朝向他们的锋芒，企图把它变成又一场反右派运动，而纵容煽动起来的对无辜民众的流血迫害。它是共产党官僚在文革中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但对所谓“老红卫兵”也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今天反过来用笔杀人，随意指控一切老红卫兵必须人人向血案负责。事实上，不少中共高级干部子弟老红卫兵，高中以上的，政治相对成熟，家庭熏染使他们较早懂得“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因此，他们的一些人曾出面力求制止私刑泛滥，得到群众欢迎，是有史实文献证据的，是可信的，总比不出面制止好。什么“打得好，但不要打了”的评论是不公道的。“不要打了”，就是对“打得好”的敷衍肯定，实质否定。文革研究，应该客观公正地听取一切当事人的申辩。而且，也正因为有他们的制止呼吁而得不到及时制止，才更能证明，“红八月”骇人听闻的大量私刑迫害，其真正责任人，毛泽东外，确主要是刘少奇共产党官僚集团无疑。
⑵ 1967年夏秋，展开于各省保党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实质不是武斗，而是共产党右派军事官僚，为防止火烧向自己而武装地方保党派，操纵保党派对造反派实行的军事遏制和镇压。大量血案的首要发动者是保党派武装组织，主要责任人是共产党右派军事官僚。
⑶ 1968年春夏，在北京和许多原保党派瓦解后的省（省会）发生的造反派分裂为类“团派”和“4.14”派后的武斗，才是文革中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双方为自己的派别利益平等地动武而斗。江青的“文攻武卫”说，为其煽风点火。一般说，势力较大者，或再有背景者（如蒯大富派有毛的认同），或有新贵势力人物（如四川刘、张）撑腰者，多是武斗的进攻者和流血事件的主要责任人。
⑷ 1968年夏秋，为贯彻“7.3 ”、“7.24”布告，解放军直接出动（特别在广东< 海南> 、广西）对“不听话造反派”的军事扫荡、围剿和“歼灭”，就更不是什么武斗，而是屠杀了。韦国清、卜占亚们是这样从毛泽东那里领得圣旨的：
“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谈话》）
⑸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查516"，是远比“红八月”更残酷万倍的红色恐怖运动。这个有组织的长达数年，遍及全国城乡的迫害运动，它的武斗私刑给无辜民众带来的伤残和死亡，是“红八月”几条铜头皮带带来的死亡，望尘莫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这场恐怖的兴趣和眼泪，不知为何，远远比不上“红八月”）。而“清理阶级队伍”，正是毛泽东在军事扫荡造反派的基础上，批示全面展开的。它的目的，正是为了清除造反派杨曦光式“翻天”的一切可能的“阶级基础”。
八、“十年文革”论批判
三年文革还是十年文革？有意义，但未必有太大的意义。
毛泽东是文革的发动者。依毛泽东文革的经典定义，发动广大群众对官僚阶级造反，自下而上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那么当然是以1968年造反派被彻底“歼灭”，“全国山河一片红”，1969年4月“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标志文革结束。也就是“三年文革”。以后，直至1976年十月政变，捉拿“四人帮”，华国锋宣告文革结束，都只是文革的余绪。
1974年批林批孔，毛泽东忽然说“文化大革命八年”，不过反映了在林彪事件的严重打击下，毛泽东自己也已昏迷失去了方向。从一个站在中国政治顶峰上操控一切的雄主，落魄为一个走一步看一步的病态的机会主义老人了。永无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当然，“十年文革”，也准确反映了共产党右派官僚，从背时打倒，到时来运转的那个周期。他们完全接受“十年文革论”。他们是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他们的意志就是中国话语的主流。三年，十年，何必辩论呢？就各说各的好了，不妨碍什么。
九、联动宣言 --571 纪要批判
从思想脉络看，林立果的“571 工程纪要”，不过是一份以军事政变执行计划面目再次出现的67年元月1日“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宣言”。
联动刷出大标语：“中央文革（毛泽东）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作为中国最高统治阶层的“红色接班人”，因父母面临的政治危机恐惧，被迫铤而走险，走上反中央文革，反毛泽东的道路，林立果与联动的领袖们，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条托派主义的极左路线，也是一样的。在这条极左路线下：“他们（毛泽东、中央文革）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这些论断，571纪要与联动宣言，也是一样的。虽然联动宣言使用的，是“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这样的表述。
认为毛泽东已经成为“后期的斯大林”，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是“当代的秦始皇”，林立果与联动领袖们更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联动和它的领袖们只敢也只能愤怒地吵闹，冲冲公安部，而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则秘密地制定武装叛乱计划：“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
再不同的是，联动哪怕口头的“造反”，依靠的也仅仅是他们“血统”决定的小圈子的所谓“中央、军委、省市委革命干部子弟”，林立果的造反，起码在它的计划中，它要利用和“团结”的，却是文革中，中国全社会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极左政策损害而不满的一切阶层。
我并不热心林彪及其家族的翻案。虽然文革过来的人都能记得，“571 工程纪要”对中国人民的震动和彻底的醒悟多么重要，对毛泽东专制的打击多么严重，但是，我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中，早已写道：
“他们（林彪集团）看到了他们这个集团伙同毛泽东、江青对中国造下的孽所带来的天怒人怨。他们发现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他们现在阴谋反毛了，便反转来，企图利用这座火山，把造孽的责任统统推到毛的身上。
他们终于失败了。但他们承认了这座火山，并第一次向各阶层人民揭露了这座火山，却不能不是‘571 工程纪要’的历史贡献。
从此，‘民富国强’的口号，‘反对秦皇封建专制’的口号，便为李一哲大字报所接受并薪火一般，向‘四.五天安门运动’，‘七九中国之春运动’，……一波一波地传了下去。”
有人否认天安门“四五运动”是文革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人民造反运动的一环。他们说，“所谓‘四五运动’就是受到文革打击之中共官僚精英出动其子女向平民阶级的政治代表（毛泽东、中央文革）进行猖狂反扑的反文革的运动。”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所谓“统统都造反了，站到反对毛一边的主要骨干力量，恰恰都是联动分子”。
不！四五是广大拥护周恩来“四个现代化”群众与造反派右派（“4.14”－李一哲派）及部分早期反中央文革分子（包括联动分子）的合流，是受到毛泽东专制文革打击之所有受迫害阶级、集团、势力团结起来，不分党派向毛泽东、中央文革集团进行“反扑”的反毛泽东文革的运动。
这正是王希哲1980年所提出定义的“人民文革”，一点不开玩笑！
据姚文元写的《回顾与反思》，这样记载：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
“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
那么若问，联动，林立果们也可以算是“造反派”吗？为什么不算？造毛泽东的反，不是造反派，还有谁敢说自己是“造反派”？非要蒯大富是造反派？王洪文是造反派？不发生转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派宁有种乎？也讲“血统”？
为什么造反不必论，昨天如何不必论，他今天造反，他今天就是造反派！
十、人民文革批判
“文革”只有一个，但文革中不同方向的造反，因此决定的不同阶级内容的“文革”则有两个。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说：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
1966年开始，本能地感觉了自己的利益的“遇罗克”“晓兵”们和全国万万千千的基层群众反迫害，争平等的斗争，是这个人民文革的阶级内容；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从北京号令全国工人争本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全红总”的斗争，以及响应全红总，在上海争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刮起所谓“经济主义妖风”的数十万工人的“红工司”的斗争，是这个人民文革的阶级内容；直到造反派一步步全面觉悟，呼唤推翻“共产党官僚阶级”的彻底革命，要求清算军队屠杀平民罪行，要求“民主与法制”，是这个人民文革的阶级内容；直至发展到四五，以南京带头，延烧到天安门的反中央文革反“秦皇”运动等，更是人民文革的阶级内容，甚至是人民文革开始独立和成熟的标志。
有人疑问，既然是文革中，违背或突破毛泽东而被镇压，被迫害人民的反抗运动，就应该叫“人民反文革”，为什么叫人民文革呢？
因为，这类文革中人民的反叛运动，是文革本身的异化，是文革阶级内容的内在演变，从形式上看，它还是文革。无论朦胧的初期反叛，还是达到最高潮，口号最明确的四五（甚至直到民主墙和89），其共同特征，都是在挑战现存共产党法律制度的人民群众运动的形式下进行的,也就是“文革”形式下进行的，故不能称它“人民反文革”。
有人提出，文革中人民的反叛运动不是主流。人民造反的主流方向是错了，实际加深了人民痛苦，帮助毛泽东强化了他的个人极权。
但是，毛泽东理论下的文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共产党和它的组织体制是不是神圣的？能不能反对？能不能造反？
解决这第一个问题，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号召下进行的。它终于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挑战的神话。解放了人民的精神，使人民觉悟到，共产党不是神圣的，它有许多的黑暗，是可以反对，可以造反的。虽然，人民跟着毛泽东走，它初期的主流是盲目的，胡平说，犯了方向错误，“共产党最该反的没有反（未必），不该反的倒去反了”。但这有什么要紧？最要紧的是，“共产党可以造反了！”只要这个观念在中国人民头脑中深深地确立下来了，文革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就完成了，人民在文革初期不可避免的盲目、混乱，“批了不该批的，打倒了不该打倒的”，也就有价值了。文革的历史功勋，也就不可磨灭了。
至于，不但理论上而且实践上，“共产党要怎样去造反，才反得正确？反得最合乎人民利益？”那是“文革”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问题，“人民文革”的问题，也就是现代人民民主运动的问题了。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国家最高统治者敢于鼓动被统治的人民大规模起来向自己的国家机器造反，魄力惊人，空前而绝后。无论动机如何，当然有利历史进步。毕竟，没有1966年毛泽东企图变革中国社会的“第一推动”，就不会有十年中国人民逐步觉醒成熟的实践条件，就不会有后来的“四五”，不会有后来的民主墙和89运动。没有毛泽东文革理论下的造反冲击官僚阶级及对其的洗礼，自然，不会产生负面继承了文革经验，极端仇视一切人民民主运动的邓小平、陈云顽固派，但也不会产生出一批正面理解和继承了文革的经验，因此，在后起的人民民主运动中愿意主动站在了人民一边的开明官僚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绩伟...和开明军队将领张爱萍、徐勤先...。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紫阳们、徐勤先们，正是“人民文革”的产物，是“人民文革”留给89民主运动的最宝贵遗产。
那末，中国民主建设的目标，是“人民文革”吗？不是。中国民主建设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一切形式的人民民主运动都是中国人民争取实现民主宪政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民主宪政不会敌视人民运动，不必消灭人民运动。只有一切社会的腐败层才害怕它。一个国家经常涌现的宪政规范下的民众运动，是这个国家生命力旺盛的表现。它能培植和凝聚社会的正气，提升国民道德，抵抗和荡涤各种的腐朽乌烟瘴气，它能提醒国家的未来 ---青年们记住，除了吃喝玩乐和性欲，还有国家社会的理想和责任。
西方的民主宪政，似乎赋予了各阶层人民民主权利和人权保障，但是，没有了历史的和今天的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民众运动，是不可以想象他们的“民主宪政”的。
2006年6月5日
2006年7月22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