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最后一位老人戚本禹先生辞世了。左派高度赞扬他，推崇他，认为他是真正的“忠王”，他始终信仰毛主席不变，信仰文化大革命不变，哪怕他是被毛亲自打倒送监的，也不变，甚至半世纪后，污毛，仇毛，骂毛成了时髦，特别是可以以反毛为资本自诩为“与时俱进”的“精英”而时髦了，戚也仍然初心不改，坚决地维护毛。

      但左派有没有想想，戚本禹这里恰恰以身作则证明了，“毛泽东错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将一个真正忠诚于他，真正忠诚于他的文革事业，也就绝不可能是“反革命”的人，半世纪后盖棺也最终证明了他戚本禹不是“反革命”，错误地打成“反革命”了，整肃了。他真错了！

      对毛，现在的社会分两派，一大派认定毛泽东绝对地错了，这是右派，前些年中国社会完全是他们一统的天下；一派，特别是原教旨毛派，认为毛泽东绝对地无错。从戚本禹的范本，我们可以看到，毛的究竟有无错，完全不是一个经院争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检验的问题。

       比如，毛泽东的文革，要整“党内的走资派”。后来，邓小平们“彻底否定文革”，作决议说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太严重了，根本没有什么“走资派”，所以，文革要“彻底否定”。但要真证明毛泽东错了，邓小平们最好不要走资（华国锋本打算这样证明的）。结果呢，结果邓小平及其后人，30几年都一窝蜂越来越去走资了，你说毛泽东错不错？看来还真没错。恰是邓小平们自己用实践，去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文革的目标没有错。

 若你说，“还是毛泽东错。走社本来就不对，走资才对。”这可以讨论。但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又比如，57年的“反右”。今天是右派反毛言出必数的罪状之一。毛泽东错没有呢？胡耀邦那时认为是毛错了。因为那时的右派，几乎个个都向共产党表忠心，个个都是“牧马人”，个个都声称自己当年的“向党提意见”，完全是“谔谔之士”一心为党好的忠言善言，自己实际是左派，是共产党冤枉自己了。这还不是毛的错？于是，胡耀邦一风吹平反。后来呢？右派们要真证明毛泽东错了，就应该一如诺言始终表现得忠党爱共，如此，“毛泽东反右错了”这个案，就真不能翻了。但不是，一旦邓小平们走资否毛时兴了，右派们又忽然地反水高调起来，纷纷地宣扬，“老子当年就是真右派了！”这么一看，毛泽东反右错不错？没错呀。恰是茅于轼们自己用实践，去证明了毛泽东当年对右派反共进攻形势的估计是对的，反右还真没错。毛泽东当年是要你向党提“善意的批评”，谁要你反共来？

       若你说，“还是毛泽东错。反共又如何了？反共理所当然，是人权，应该受保护。反右才不应该。”这也可以讨论。但这又已经是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了。

       如此等等。

      看到河南袁庾华来的一个短信，说是曾探访戚本禹问到：“戚老师，左右都有不少人认为主席不应该整王、关、戚，你自已今天看？他（戚）说，‘主席没有整错，是我们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戚本禹此说就不对了。你“犯了严重错误”，但只是“严重错误”，总不是“反革命”吧？毛泽东怎能把你当反革命来整呢？如此整法，怎说“主席没有整错”？事实上，整个文革，毛泽东和江张姚中央文革，都严重犯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错误，即便真“走资派”，也不应当做敌我矛盾，更不可将人朝死里整，“李一哲”早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公开信里，向毛和中央文革指出来了，并发出警告，若你们不听，总有一天你们要被《请君入瓮》的（李一哲与广东省委宣传部的论战文）。结果如何？果然！李一哲，才真是当年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谔谔之士”。但也进了监狱。

        反右也是。虽然茅于轼们今日的反共，证明了毛的反右没有全错，但丁玲，林希翎们贯彻一生的社会主义立场，确又证明了，毛的反右，其中确实很有不少的错。

肯定其该肯定的，否定其该否定的，毛的一切和历史的一切都要有分析。“分析好，大有益”。这才叫实事求是。

2016年4月21日

附袁庾华：与戚本禹谈毛的倒戚

       2008年夏，我和郭维、张舸一起去拜访了戚老。我问他，戚老师，左右都有不少人认为主席不应该整王、关、戚，你自已今天看？他说，“主席没有整错，是我们自己犯了严重错误。”

      我说，1967年夏，北京流传两句口号，说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筆杆子和枪杆子的矛盾、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就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林、周。这是当时我们和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力量实际上仍十分悬殊的条件下，我们左派犯了四面出击的严重错误，也使主席的領导陷入不利的状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不牺牲你们就得牺牲江青，那就要造成更大的震动，就象主席吟用罗隐的那句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我说至今公布的有关主席对待王、关、戚事件的唯一正式资料，也只有对您的检查的批语，其口气是十分亲切的！戚老同意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