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

     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

      不是因为什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什么“中国人的素质”。而是因为仇恨!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不共戴天,你死我活仇恨的敌对政治势力。

      这两大敌对政治势力怎么来?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和“社会主义改造”,夺取了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地主豪绅政权,剥夺了他们的财产,继而又公有化了城市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为巩固这个国家,又镇压了力图反抗的许多人,这就埋下了仇恨。仇恨共产党的势力一方,无时无刻不想复辟推翻共产党,清算共产党,把共产党及其支持者送上绞架。

      而得到了共产党革命果实和恩惠的一方,绝大多数的中国工农基层群众,,却反对复辟,愿意保卫共产党政权。这不是红色书本告诉我们的教条。文革时期,甚至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更多的站在了“造共产党反”的造反派一边(造反派队伍构成事实比例很大的会合了对共产党十七年统治不满甚至仇恨的社会阶层人员,“趁机造反”。现在可以看到,当年有多少骨子仇共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徐水良”们却被毛泽东视为军队必须支持的造反左派),即便这样逆境,绝大多数的中国产业工人仍顶住了毛泽东中央文革把他们当作“保守派”瓦解的高压,忠心耿耿地拥戴共产党,拥戴毛泽东。这是经历文革的人们亲眼看到的。

      五十年代,毛泽东真以为中国人咸与拥护共产党了,发动整风,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结果呢?只要运动的矛头对着了共产党,要杀共产党的呼声越来越高,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工农把“右派”打下去。

       六十年代,也以为都是“红卫兵”了。都是高喊着“誓死保卫毛主席”造“走资派”反,保卫红色江山了。后来才知道,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军队必须支持的造反“左派”里,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徐水良”们还真不少!

      七十年代,胡耀邦们也以为过去“阶级斗争”过左了,地富都“改造好了”,“右派”也都打错了,都是对党忠心提意见的“牧马人”被冤枉了,一风吹平反“向前看”了。结果呢?十来年后,“茅于轼”们一发现得势,立即反水宣称,他们当年就是右派,就是反共的了。

      你看现在网上,微信群里,左派右派,能够“普世民主”地共聚一堂吗?能和平地“普选”吗?那真是有你无我,不共戴天的。反共右派对左派是恨得眼睛流血,要“杀左族毛”的。反共右派由于对共产党的仇恨,对共产党革命及其革命领袖人物、英雄人物的仇恨,延烧到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利益,都仇恨到了极端疯狂,毫无理智的程度。网上一言不合,就骂爹骂娘喊打喊杀,要“踢出去”,也就是要被他们的“群”(也即他们盼望的未来的政权)所专政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价值绝对对立,政治利益不可调和绝对仇恨的社会,怎么可能,怎能想象可以去和平地相互尊重地无差别普选竞争国家执政权,实行什么“普世的民主宪政”呢?

       美国么?美国立国之初,哪里是实行的“普世民主宪政”。它是华盛顿独立革命派一党专政。反对独立的占美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对英效忠派是绝对被剥夺,被压迫,被驱逐,被侮辱,被专政的。后来才开始了美国政权竞争游戏的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不过是华盛顿独立革命派一党自身的历史分化,他们各有州权和联邦权的不同诉求,但这两党对领袖华盛顿有一致的崇敬,对华盛顿独立革命的价值有一致的认同,没有不可调和的必你死我活的阶级的,政治的历史仇恨。后来的扩大了政治权利范围的穷人、妇女、黑人社会阶层,也都可以接受了华盛顿革命党的价值观,参加进去。于是,这血缘两党之间,自然可以有“普世民主宪政”。不是还可以自由组党竞争么?这些党,也都必须承认和接受华盛顿独立革命的历史价值和由此革命所建的现行美国宪法法统,你才获得权利。美国人并不感到因此自由和人权受到剥夺。效忠派呢?他们的自由民主人权呢?二百几十年,当年被专政的对英效忠派早已消灭消亡殆尽,美国社会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的遗迹,美国人民已经确确实实地咸与“华盛顿革命派”了,因此,他们的民主,也就以为“普世”了。

      普世的民主宪政,必须是那个国家普世的即所有的社会阶级,所有的政治势力,都承认和接受他们面前既定的国家宪法法统。他们在这个既定的国家宪法法统之下,民主地博弈竞争他们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观之今日中国,汲汲要求开放“普世宪政民主”的右派精英和反共斗士们,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吗?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吗?你们承认和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所建立的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统吗?

     大家知道,玩民主,必须参与民主游戏的各方先行承认规则,守规则。不然,没法玩。即便赌场,你不承认赌场的规则你就不要玩。中国的规则谁定的?毛泽东共产党定的。右派精英和反共斗士们,你先说好,毛的规则,共产党的规则你能遵守吗?若共产党应你们的要求开放了民主“普选”,你们将首先是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统,不承认和破坏规则,要按你们的意志“转型正义”去“民主”重定规则。还能有和平普选吗?只能有仇恨、混乱、厮杀和内战。这难道不是你们的既定方针和必然前景吗?

     “转型正义”?既然你们“转型正义”的一贯要求,是清算审判毛泽东共产党的。如此国情之下,又怎么可能照搬移植今日美国的“宪政民主”来到中国呢?你们“转型”要求的性质就不是民主要求,而是革命要求。你们就应该去革命获得政权,而不是喊什么“普世民主”。

    台湾?对了。台湾民进党特别是其核心皇民台独势力,他们仇恨蒋介石,他们是根本不承认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价值观,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的。他们视国民党为中国“外来殖民势力”,他们要根本否定和推翻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彻底消灭中国势力”来实现“转型正义”。他们的要求是革命要求,不是民主要求。奇怪,台湾又如何能“民主”呢?无他,是因为台湾外部台湾上空,有两座巨大的中美反对台独的“鸟笼”笼罩着它。台独势力无法在中华民国国家法统外部革命,它不得不尝试暂且虚拟承认“现今叫中华民国”,先钻进中华民国国家宪法法统体制,在内部来进行“和平革命”,颠覆该法统政权。

      以“民主”的形式,行革命的内容。这是极可怕的。它比外部战争更为可怕。因为这种体制内革命可以以体制的合法性运作,运用体制的全面动员力量去在全国范围内“合法”地不断煽动全社会各利益背景群体的仇恨和撕裂。一旦政权宪法体制处于最后颠覆的临界点,全社会敌对双方集聚的力量处于你死我活的最后关头,必将爆发全面内战。这种内战比外部革命党发动的内战要惨烈得无比。外部革命党的内战对整个国家,总是局部性的一时性的,哪怕“辽沈”“淮海”战役。无论革命党军决战是胜是败,胜利一方的专政终能将国家和社会稳定下来。而体制内利用“民主”长期反复煽动的社会敌对分裂和仇恨爆发的内战,则是深入全民全社会性的轮回报复仇杀,直至国家最后崩溃瓦解不能止。这点,我们看南斯拉夫和中东“茉莉花民主化”经历的惨绝人寰局面,就可以知道。但台湾为何至今没有发生这种全社会内战仇杀?台湾真是“亚洲民主榜样”“民主灯塔”了?不是。一,也许爆发的时机还没来到;二,更重要的是,“中美鸟笼”始终紧紧笼罩着它,使自李登辉-陈水扁-蔡英文不承认中华民国法统却钻进体制长期把持了中华民国执政权分裂社会的台独势力,始终不能也不敢迈出最后颠覆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临界一步。我们看“数百颗将星”的也走上街头的反蔡政权大游行吧。它预示和警告了什么?台湾“民主”,不是什么“榜样”“灯塔”,陈水扁看透,它是中美“鸟笼(下的)民主”。

    中国右派精英鼓吹“愿今日台湾是明日的中国”。要问,中国大陆头上,能够有一座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的“鸟笼”吗?谁来作这个“鸟笼”?美国?中国大陆头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一座“鸟笼”。那么请问中国反共右派,你们学民进党进入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一样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你们能保证进入这个体制后,在年年各类不胜其繁的上上下下的“竞选”中,不去以各种谣言抹黑手段,否定、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观,及以此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权合法性,从而煽起社会人群的分裂和仇恨,达到最终颠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体制的目的吗?民进党都拒绝保证,你们愿保证吗?但民进党头上有“鸟笼”,你们头上有吗?没有。开放普选竞争之后,这时的美国,不但不会作压制你们不得颠覆共产党革命法统政权的“鸟笼”,相反,一定会做你们背后推翻的大力推手。你们的“竞选”一定胜利。因为哪怕结果显示败了,你们也会在美国和整个西方强势国家的怂恿支持下,宣布共产党方面是“黑箱”“贿选”“做票”而无效,重选,直至你们“选胜”。中国上空没有“鸟笼”,你们背后有强势的推手,整个中国社会只能陷入全面的混乱、内战、仇杀和最后的分崩离析。这是一定的结局,前面说了,也是你们今天已经毫不隐晦公开为中国计算好的结局,绝非故作耸人听闻。

       老王曾设想过国共两党在国家民主统一下的选举竞争。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曾把共产党人作为国民党内的左翼一派纳入国民党。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曾高于蒋介石。对辛亥革命和孙先生缔造中华民国的历史价值,国共两党相与认同,蒋毛有抗战后民主建国的一致意向和《双十协议》,南京中华民国宪法大体是国共两党偕各民主党派协商共同的制定。那末,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历史价值观和宪法认同之下,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和国民党回大陆开展国共两党的宪政民主选举竞争呢?不是“一个中国之下国旗国号什么都可以谈”么?老王约刘晓波发布《双十宣言》想推动试试,甚至表示,必要时可参加国民党,推动两岸回到蒋毛双十协议原则基础上的和平谈判。但老王知道,国共两党有过几十年内战厮杀的历史,血海深仇。要两党共处一体和平竞争国家执政权,就必须抛弃历史仇恨,向前看,不准任何势力蓄意挑揭历史伤疤。这就要用法律确定下来。如同西班牙当年的《缄默协议》。

     但是老王错了。大错了。这错,不但因为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后的国民党,已经加速地“台湾化”,“去中国化”,“一边一国”,与大陆划鸿沟唯恐不及,而且后来明白,要有历史血海深仇的两大势力永久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地以选票竞争执政权,是十分的天真和不可能的。敌对势力相杀,必各有各的价值观和“正义”。随着形势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你不可能永远压制甚至法律也无能为力压制逐渐优胜势的一方,不断在“转型正义”的叫嚣下挑开历史仇恨的伤疤,去煽动民众博取选票。西班牙“左派”就是这样破坏了《缄默协议》,来了个《历史记忆法》要对佛朗哥势力进行“转型正义”清算的。

       对此,老王与瑞典茉莉女士有过一场辩论。老王说:

      “既然(西班牙)双方有了历史的协议,无论社会力量变动如何,也就永远不可由任何势力片面推翻。”茉莉怎么回答?他辩护说:

       当初,“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有过“永远不准提及”的约定,他们也无权剥夺广大受害者要求追究的权利,也无权剥夺三十年后,参与西班牙政治的当今政治家要求清算的权利。一个民主国家对不合理的历史,即使有宪法明文规定,也可以修改宪法,否则还叫什么民主?”

 

       ““缄默协议”的存在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残缺的,是有瑕疵的。当年西班牙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髓的过去,选择了遗忘,掩盖了伤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这个国家的民主走向成熟,人们痛定思痛,就需要寻求和反思真相了。”

 

       “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4年,南非黑人从种族隔离制度下解放出来,一年之后,曼德拉领导的政府便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1960年到1994年之间所有人犯下的罪行。当图图大主教领导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时,他谴责了遗忘,强调真正的宽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茉莉就是一句话,敌对双方互吃不掉时,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髓的过去”,就定下协议法律“缄默”“遗忘”,“掩盖伤疤,权宜之计”,一起玩民主。年岁过去了,形势有利某方了,就片面撕毁协议法律,挑开伤疤挑动民众要“真相”,又来个恢复“历史记忆法”,玩“转型正义”,清算对方。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转型正义”!那时,网上的反共右派跟着茉莉和老王热烈大讨论啊。讨论什么?讨论“转型正义”后要不要“宽恕”共产党或可以宽恕几个共产党,绞杀几个共产党的问题了。后来,更是要“杀左族毛”了。那么,共产党就没有他们的“正义”了?就没有他们的反绞杀支持力量了?内战!!!

     老王于是暗想:万幸共产党没有听取老王的意见,请国民党回大陆一起玩“民主”了。

      近年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历史的先声》,编辑了大量的抗战胜利前后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权要求实现美式“民主宪政”的领袖言论和新华社社论。其实,这正王希哲为宣传与刘晓波的“双十宣言”,在广东中山图书馆和哈佛费正清图书馆收集最早发送到国内外网上的资料。笑蜀受到启发,将它再收集成书罢了。于是,右翼公知精英们据此书不断作文宣称,共产党“欺骗”了人民:得天下之前要求美式“民主宪政”,得天下后,就“人民民主专政”了。不是的。老王后来醒悟了。八年抗战,国共大体是友党,虽有摩擦并无决裂,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又有美苏(以美为主)的对华中立调解“鸟笼”。抗战胜利,蒋毛重庆会谈,签双十协议,决和平民主建国。若国民党方面真有诚意,共产党抗战胜利前后主张的美式“民主宪政”,是真可能实现一段时期的。但不幸内战终归爆发,国共撕脸分裂,共产党逐鹿东北中原决战获胜,以战争得了天下,这就再没有了国共“民主宪政”的条件。国民党内外势力不服,竭力复辟“反攻复国”。国共两大势力已你死我活,炮来炮往,截然敌对。如此形势下,中国怎可能再玩美式“宪政民主”?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向国民党政权要求实现美式“民主宪政”的全部言论鼓吹,都发生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这之后还有吹过吗?没有了,只能有内战胜利一方的“人民民主专政”了。时移世变而已,谁要你内战又战败了?中共并无“欺骗”。因此,今日右翼公知精英拿着《历史的先声》,宣称中共“欺骗”,不过是拾老王牙后之慧,重复老王早已发现的自己的错误罢了。

     老王还看到一个事实:国共敌对时期,共产党是不承认国民党主体抗战的;国民党同样不承认共产党抗战。为此,美苏各国将中国战场的二战地位,看得很低。为国共两党的接近,特别在胡锦涛、连战时期,共产党正式肯定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国民党也多少承认了共产党敌后的抗战。这本是减轻敌对拉近两党,提高中国二战国际地位的好事。但反共右派乘着共产党承认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之机,大肆挑动伤疤,造出无数“真相”,攻击共产党方面全无抗战,竭力剥夺共产党政权的民族道义资格;拥共左派立即反攻,竭力全面再抹杀淡化国民党的抗战,也推出无数“真相”,图将国民党重新送回到“假抗日真反共”的卖国祸国形象上去。及至张灵甫抗战记功碑演一场大风波,将初获承认毕竟抗日有功的张灵甫的记功碑砸去。惜乎哉!悲乎哉!华人所痛,日人所快。总之,中国敌对势力双方都须要各持极端取胜。老王呼吁双方实事求是的声音没有人听。一个极端必须要由另一极端来抵抗。

      如此看,国共双方隔着海峡可以玩统战,和和气气,“血浓于水”,称兄道弟,真聚在一起玩民主,怎可能相安无事!

      国共之例在前,反共右派精英和民运们只有两个前途:要么,革命推翻共产党,建立右派专政;要么永远在网上使用口水造无数谣言对共产党叽叽喳喳下去。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实行全社会的“普世民主宪政”呢?观察美国的经验,也要在中国的反共右派势力消亡殆尽社会已经完全遗忘看不到多少痕迹之后,以中国情况,估计总还要个一二百年罢。(附带说一句,中共建政近70年,反共右派势力本应消亡得差不多了。至今势力如此,极大根源,在台湾一隅的“中华民国”在。民进党力图彻底消灭国民党,消灭中华民国,实际上是极有利大陆反共右派势力的消亡和中共政权尽快获海内外全民认同的。海外反共右派和中共双方都长期不能懂得这个道理。)

      中国民运是89运动“六四”之后,才走向反共化的。过去不是。文革史学者曾把1974年的李一哲大字报视为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发端。但李一哲主张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后来的“四五运动”,是拥周总理的;“民主墙”主流是“巴黎公社原则”;86学潮,是拥胡耀邦的;89运动,是拥赵紫阳“民主和法制轨道解决问题”方针的。连王炳章海外首义树起的中国民联旗帜,起始也不是反共的,而是定位为对中共的“民主压力团体”的。总之,这之前的民运,都还是社会主义体系内的民运。是邓小平共产党右派官僚,出于对文革的报复和恐惧,“64”竟不惜调动野战军进北京城血腥镇压了百万抵抗民众,这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人群”打成“反革命暴乱”。逃亡到海外寻求西方支持的运动骨干怀恨复仇,发誓反共。自此,原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中国民运主流才质变为了反共民运。也有区别:反共民运自然聚集了对共产党革命具有历史仇恨阶层的大批人士,但其领袖人物,王军涛、万润南、魏京生、杨建利、王丹等,却不少出身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家庭。他们的“反共”,一般来说,出自对邓小平官僚64的罪恶。

     反共民运彻底否定毛泽东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价值,及这个革命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统的。他们当然要把全部谩骂攻击,集中在毛泽东身上。胡平说:“今日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充满丑陋与罪恶,其根源盖出于中共一党专制,而毛泽东正是这一制度的奠基人”。

     但是,对毛泽东的攻击,谣言加陈词滥调反反复复,无非是“土匪”、“欺骗”、“镇反”、“反右”、“大跃进饿死几千万”、“文革红八月”。眼睛永远向后看。这就脱离了今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实践。因为今日中国民众在数十年“改开”中所直接遭受的痛苦,其根源,真不是毛泽东及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恰是在对毛泽东和社会主义极右化的否定后,“改开”,无节制的私有化和“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泛滥造成的。于是,今日中国民众现实所受的苦痛,对它的揭露、抵制和批判责任,就几乎完全落在了新兴的左翼民主运动的肩上。毛泽东,越来越成为了他们高举的旗帜。我们看右派网群和左派网群的区别:右派永远纠缠着历史的谩骂发泄,左派总是咬定了现实社会大量黑暗面的揭露批判。这样,脱离中国人民实践的反共民运只能日益边缘化和衰败,坚定代理了中国人民呼声和理想的左翼民运必将兴盛发展,我们看到,应该是毫无疑义的了。

     右派理论家胡平也发现了这点,他正确指出:“今日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充满丑陋与罪恶,...毛派对现实生活中若干弊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毛派正确地指出,今日中国,工农大众处境悲惨,形同奴隶”。

      胡平还正确指出,毛泽东时代,也没能解决工农劳动大众当家做主的问题。他说:

     “你可以把毛时代中国工人农民的地位吹得天花乱坠,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在毛时代,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党中央恩赐的。大寨的农民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沈阳的售货员李素文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是靠自己竞选当上的,而是党中央让他们当的;后来的党中央不让他们当了,他们就当不上了。在毛时代,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但是这些福利都是那时的党中央颁布的政策所恩赐的,后来的党中央改变政策了,这些福利说  没有就没有了。“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如此而已。”

     但胡平的结论,今日毛派(泛指左派)要反抗工农沦入的奴隶地位,首先要争取自由民主,就最后要与反共右派走到一途去。这就大错了。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但这前赵孟与后赵孟,是同一个人吗?“前赵孟”是毛泽东,“后赵孟”是邓小平右派官僚,胡平真分不清楚吗?

      胡平告诉了我们,前“赵孟”毛泽东时代,那是要工人农民作“主人翁”的,只是制度没有真正解决好,成了“恩赐”;后“赵孟”邓小平右派官僚时代,利用了毛时代民主制度 未解决好的弊端,“彻底否定”了毛泽东时代要工人农民作“主人翁”的路线,剥夺了毛泽东时代对工农的“恩赐”,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回了奴隶地位。

     胡平既然这样的清楚,那末胡平你告诉我,今天的工农大众究竟是应该反对邓小平呢,还是应该反对毛泽东?

     毛泽东起码是要工农大众作“主人翁”的。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历史价值,正是为了让工农大众翻身作“主人翁”的。 他的文革所提出的目标也正是这个。只是历史和认识的局限,他只做到了有限的“恩赐”,未能在制度上确立了工农“主人翁”的不可动摇的地位,致后“赵孟”因以得逞。中国的工农大众和左翼民主运动就不是去反对毛泽东,而是要将毛泽东的工农大众“主人翁”事业,推向前进,找出它的问题,总结它的教训,争取建设起今天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工农大众最可能达到的“主人翁”地位和足以捍卫这一地位的民主制度。反共右派精英及反共民运,却要求中国的工农亿万民众,去彻底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历史价值,彻底否定和推翻哪怕“恩赐”给工农大众的人民共和国,这又怎能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呢?

       不错,毛派,左翼民主运动在反对邓小平(后赵孟)权贵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首先需要争取自由民主。但这是在争取落实和充实毛泽东革命价值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人民的各项权利,而不是否定和推翻毛泽东革命法统。他们高举宪法,争取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也即实质的“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普世宪政民主”实质的右派资产阶级专政。两者走得不是也不会是一条路。

       但反过来,反共的右翼精英分子能不能回到中国89运动前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体系中来呢?或起码,回到胡平的“社会民主主义派或民主社会主义派”来呢?对立和仇恨会少很多,中国普世宪政民主的来到,就可以早一些了。老王曾劝解过他们。他们骂共产党的革命犯了“反人类罪”,要清算时,老王问他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没有剥削压迫的“世界大同”,是人类千年最美好最共通的乌托邦理想。共产党的理想是最人类的了,怎么能说是“反人类”呢?列宁主义共产党的错误,是对这个理想太急切地实践化了,以为通过激烈的消灭阶级的手段和急速的公有化,就可以实现这个乌托邦理想。这就错了,在不少国家地区确造成了不少灾难(客观来说,比资本主义几百年给人类带来过的遭难,真少得多的!)。但这些错误,其实,都是人类在争取向自由王国的发展历史中,必然要发生的认识错误。它是人类认识的发展阶段。我们后人不必事后诸葛亮。我们只要回忆前和上世纪上半期全世界人类包括许多资本主义的领袖都在左倾,就能明白这是一个人类思想的必经的发展阶段了。我们后人真不必去苛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人。好在,共产党在挫折中逐渐认识了错误,也正在改正错误中。或许中共又摆向了另一个极端。但那也是历史认识的必经过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前人包括前辈共产党人更多历史的宽容,将眼光尽管向前看呢?今天自许比共产党聪明的右翼精英(共产党当初正在错误的时候,这些精英在哪里?也许比共产党更高调地向左鼓吹吧?),可以批评共产党,但没必要总带着咬牙切齿的仇恨去骂共产党“反人类”。好像你就代表了全人类。要知道,共产党和过去与今日支持共产党的广大民众,也都是人类。记住,只要社会这“人类”与那“人类”存在着你死我活仇恨的政治鸿沟,就没有“普世的价值”和“普世的民主”。刘晓波说,“我们没有敌人”,受到反共右派那样的敌视和围攻。其实晓波先生真代表了89民运反共后的理性的回转。

      老王的话,精英们能不能听进呢?多少人能听进呢?不知道。但,“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国情下还不能实行普世的民主宪政?”,回答完毕。

2016年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