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
（前略）
习近平的“反腐败”，在其深刻意义上，实质是他的第二次文革。
毛泽东的第一次文革是干什么的呢？是反中国共产党的官僚化。
1949年3月进北平，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做李自成。”他实际预感了，夺得天下的中国共产党，有“做李自成”的一种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是几乎绝对的农民构成。其阶级成分，与千年历史上的造反胜利得天下的农民军，没有两样。这些得了天下的农民，在一种社会经济的必然性驱动之下，无一不转化成新的统治者，新的皇帝和各级官僚地主，也即无一不做了“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然后等待着多少年后农民新的革命将他们推翻。
熟稔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深刻明白这种必然性。但他要抵抗这种必然性。他认为他有办法有能力抵抗这种必然性，跳出那历史的循环。这就是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他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虽仍是农民成分构成，但它被灌输进了最先进的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于是这古老的农民队伍，就成了新人，新的革命者，就本质不同了历史悲剧的农民队伍，就足以飞跃成为了可以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队伍了。
但是他错了。他不明白，他的得了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农民们，撇弃特殊个人可能的操持，作为阶级本能的趋向，他们的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转化，他们对做各级官僚新统治者“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的向往，在中国近代的经济条件下，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汩浸的必然性。你可以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你可以在他们水的流淌前面筑起一座高耸入云的马克思主义三峡堤坝，但水还是要顽强向下向下，最终漫过堤坝向“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奔去，没有根本的办法！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来阻遏这个趋势。他原以为这是“两条道路”的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会拥护的，他要群众去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发现不对了。戚本禹回忆说：“我一直觉得，毛主席在文革中有一个信念，他很想让建国十七年在工作中形成的左派，像陶铸、谭震林、王任重、李井泉、陈丕显、刘澜涛、陶鲁笳、宋任穷、林乎加、李雪峰等，能够让他们和造反派站到一起来。可是他的愿望却没能实现。一方面这些人不知怎么，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另一方面，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戚本禹回忆录》）。说明什么？说明文革中人民的造反，“反走资派”只是一个借用的由头，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员的官僚化，反对这日益蜕变成骑在他们头上欺压他们的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看透了这一点，哪怕毛主席认定的十七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左派”陶铸、谭震林、王任重等，他们的“对造反派总是很对立”和“造反派也坚决反对他们”，就不是什么“不知怎么”，而是可以恍然大悟的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得天下后整体的都在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毛泽东欲以一己之力，去阻挡这一转化，文革中的毛泽东，便与整个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文化大革命，说穿了，是“毛泽东反党！”
不止文革，1957，1966，毛泽东两次发动人民向共产党的官僚化趋势作斗争，但起来造反的又未必都是一般人民群众，过去共产党革命被推翻的敌人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受损害的社会阶级势力，反共右派，也总要乘毛泽东的号召而起，打着各色“红旗”，来向共产党进攻。这阶级关系就非常复杂。毛泽东为保卫他的革命果实，反官僚之余，又总不得不扭过头来，组织力量，去反击他们。共产党官僚便又乘机抓住“最高指示”，向人民的造反实行报复，镇压他们，引起造反派不满。于是，毛泽东就几乎成为了全社会各派力量的“公敌”。
寡不敌众。文革中的毛泽东最终不得不向官僚阶级妥协。晚年，他无奈地以为只要党的干部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只要党的干部们懂得要去“限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走他的“五七道路”，能上能下，能工能农，就能解决这个共产党向特权官僚化转化的问题。他没能找到出路，也没能接受人民已经向他建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出路，即建设起社会主义宪政民主的制度。这其实无他，正是毛泽东当年与黄炎培“窑洞对”所指出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出路。
毛泽东失败了。他死了。右派官僚政变，邓小平上来，终于顺应水的向下流淌的趋势，引导共产党完成了从农民革命党到特权官僚化党的转变。六四镇压，是他完成了这一质的转变的里程碑。邓赢得了共产党全党官僚至今几乎一致的拥护。
但“做李自成”的转化还没有完成。还差一步。
共产党当年是号称无产阶级的党。它的干部从中央到基层，没有人拥有和可以拥有资本性质的财产，即可以将财产投入经济运作以获得利润的财产。他们的官僚化，只是向特权官僚的转化，即不过多吃多占，特殊供应，走“后门”和抢男霸女的特权，但尚不拥有资本。他们仍然是“无产阶级官僚”。他们必须走出第二步，获取资产，“先富起来”，利用六四镇压后几乎再无制约的官权，贪占社会资本或直接将权力寻租资本化，成为新的官僚资本大地主，官僚大资本家，最终走完“做李自成”的道路。
就是说，1949年后，共产党“做李自成”，要走两步：第一步，共产党特权官僚化。这一步，毛泽东阻挡它，失败了，邓小平完成了它；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再向前，官僚资本化。这一步，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去完成它。谁站出来阻挡它？薄熙来！习近平！
薄熙来失败了，被资本化官僚送进监狱了。我们看习近平。
几乎同样的形势出现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党政军干部队伍，在邓小平引导下完成了向特权官僚化的转化，又在江泽民、朱镕基、温家宝们的引导下，急剧再向官僚资本化转化，共产党红色王朝，已近“不腊”。事急矣。红二代习近平登基，欲联合王岐山以二木共砥，去阻挡这一塌方般泥石流般的转化，名曰“反腐败”。于是，“反腐败”的习近平，开始重演了毛泽东，便与整个的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为敌了。
习近平反腐败。说穿了，就是“习近平反党！”。习近平的反腐败运动，实质，就是他面临的第二次文革！我们只要看看今天多少的共产党“老虎”大官僚被“打倒”，收监，多少的共产党大小官僚人心惶惶，朝不虑夕，争相去逃亡、跳楼，回忆文革一幕，就可以知道了。
但物极必反。困兽犹斗被逼急了的资本化官僚们回过神来势必结合，甚至再次联合反共势力向习近平反扑。所谓“鲂鱼赪尾，王室如燬”，习近平形势，还是危机四伏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1949年后，得天下执政了的共产党“革命干部”队伍整体的向“李自成”缓缓转化，向特权官僚化转化，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是无可阻挡的。它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同样，第二步，共产党由特权官僚化向官僚资本化转化，也是一种水的向下流淌的自然趋势，特别在今日中国全面资本主义化经济和高昂消费的私有化社会生活环境下，它更是无可阻挡的。今天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干部，谁没有资产？为何不敢公开财产？想象一下，要共产党的官员们，哪怕习近平家族，王岐山家族回到“无产阶级”状态，那真是不可思议的，简直不要官员们生活了！习近平能够阻挡的，不是共产党官僚阶级的资本化，他要阻挡而且必须阻挡的，是共产党各级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获取财产甚至贪占掠夺侵吞国家大宗财产，实现权贵大资本化。
面对可能的大反扑，又是出路何在？只能直接依靠人民，向民意的支持去获得力量。习近平的从严党内监督和酷吏般的纪律检查自然有效，但不是根本。根本出路还是毛黄“窑洞对”所指出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让人民真正有权和有办法来监察共产党各级官员。“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不应只是一个空洞口号，必须是一个可行的制度。
一个老板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必体现在他“选举”经理人，而在他有权监督和撤换经理人；人民对共和国的主权不必体现在它“选举”各级官员，而在它真实有权监督和罢免各级官员。这一切，首先就要让人民拥有自由结社的权利。它是人民实现一切权利的前提。人民不能自由结社，十三亿人就只能是十三亿散沙，十三亿个人，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民才算是“人民”，才是具有的政治能量的人民。因此，给不给人民真实的自由结社的权利，是真“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还是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试金石。
“不搞多党制”？可以同意。但人民自由结社，就一定要是开放政权竞逐的“多党制”吗？为什么不可以有共产党执政下的人民各自由结社的依宪法政治监督呢？为什么“不搞多党制”，就不能把对共产党及其各级官员的监督权，放手交到自由结社的人民手里呢？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指出的“新路”，为什么就是不肯真正去走呢？
“我们不做李自成”。毛泽东阻挡共产党特权官僚化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空喊“革命”，大闹十年，却没有按他自己的窑洞对“新路”，将一个可以由人民真实掌握民主武器监督官员的制度建设起来。前轸之覆后車之鉴，习近平“不做李自成”，他阻挡共产党“李自成”化的第二步官僚资本化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命运如何？若他仍然不能下定决心走窑洞对“新路”，他的最终失败，是洞若观火，无俟龟卜的。为国家前途计，我们不希望习近平失败。我们记得，抗日战争有两条路线之争：片面抗战还是全民抗战？我们希望习近平认识到，反腐败，在这场他与整个急欲资本化的共产党官僚阶级的殊死斗争中，他应该做出决断：“全民抗战”。直接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建设民主制度，向人民去寻求可以胜利的最坚强的支持力量。
2016年11月8日
注：文革中的“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国经济发展条件所限，工人阶级中较底层的工人群众为争取自己的阶层利益，求公正待遇而独立地自由结社的组织。它具全国规模，最早夺了全国总工会的权，在江青中央文革支持下，发布维护工人权利通告，直接诱发了上海“一月革命”，影响极其深远。老王曾论述很多。这次，就借坛发挥“李自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