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是全体香港人民都反对香港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吗？是全体香港人民都支持以“占中”来强求中央政府改变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吗？不是。起码，我们看到早已有一百数十万香港民众实名签名，表达了相反的意见。
2、那么，有什么理由“学联”和“占中”运动发起人要把他们的意见，强要说成是全“香港人民”的意见？把他们的运动说成是“香港人争民主权利”的运动？而且可以“通牒”“勒令”香港特区政府必须按时按刻按他们的意志办，否则“梁振英下台”。这样，他们起码置另百数十万香港民众意见于何地？这是“争民主”吗？这是暴民专制。这是在以“争民主”的口号下企图以冲击法制的暴力运动（美其名“和平”，实质是“我可以侵暴法制，你不可对我强制执法”），绑架和胁迫全香港人民。
3、如此形势已经证明，香港今天还真不能实行所谓“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演进200年的美国今天也非如此）。我们假设今天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示弱让步，立马“一人一票普选”，学联人士和占中派选输了怎么办？他们服输吗？今日他们天然地已经自命自己代表了全香港人，他们怎么可能服输？一切其他香港民众意见和选票都不在他们眼里，都不算人民，只有他们是“人民”。他们会造作出一切理由和借口来推翻选举结果。他们会煽起它那一派的民众以更百倍凶猛的暴力和内乱来要挟达到他们上台的目的。而口号仍然是“争真民主！”这样的大戏，我们今天放眼各“茉莉花”或什么花的内战国家，难道见得还少吗？若所谓“退无可退”的暴力“抗命”一开，就能得胜，今后各势力必将群起效尤，东方之珠还能有安宁之日吗？所谓“真普选”“真民主”，云乎哉？
4、因此，不要说香港，我们看来，一切国家和地区，只要那里存在任何一派势力在外部国家强力奥援下，坚持要把自己打扮成“全民代表”，把自己的要求打扮成“全民要求”，企图以各种手段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无视其他民众意志，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决不可实行所谓“一人一票普选”。只有任何一派势力都能实事求是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民，和平地表达自己诉求外，都能平等地尊重其他民众的意志，这，才可以是那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一人一票普选”的起码要件。当然，你要革命和革命后你的专政可以，但不要打“民主”的旗号。
5、有人问：“六四不是走的更远吗？”
89运动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这是全民的民主口号。当然会有部分人支持腐败，支持官倒。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一派站出来正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何况89运动和学生领袖只是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求人大召开会议讨论他们的诉求，并无“勒令”政府必得如何。邓小平却动员数十万野战军来对付民众，民众面对坦克被迫反抗。这怎与香港今日相同？
更重要，中国不是法治社会。民众没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制保障。“特别是”邓小平复出后，取缔四大，人民更完全没有了哪怕你说“毛泽东时代那是假的”的“四大”自由。自由的法制保障，正是89要争的东西。
而香港呢？香港传统是法治社会，民众拥有充分的言论、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制保障。保障什么？保障你在法制之下，自由地言论、集会、游行示威，宣达你的诉求，同时保障了反对你的民众的诉求。因此，就不能保障你以任何理由，冲击法治，破坏法治，强要以自己一派的意志加诸全民。香港的法治传统是极为宝贵的，珍惜它，维护它。对整个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借鉴都是极为有利的。今天，它却在香港部分激进人士派别“争真民主”的口号下，遭到践踏破坏，遗祸无穷。我们怎能不反对它？！
6、香港的民主派对香港的民主化推动，多年来是有著巨大贡献的。我们历来支持它，最近也肯定过它。但这次率众冲击香港法治，是越界了，我们就要表示反对。历来对香港民主运动同样给与了坚决支持的严家其先生，也婉转地提出了批评。他说：
“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不同于没有‘法治’的内地，在香港一切行动要有利于‘法治’。而‘法治’正是‘民主’的基础。我在‘六四’后说过，‘六四不翻案，中国无国庆’，我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等条款持反对意见，但我认为，对有长期法治传统的香港来说，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有效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抗命行动’，包括‘佔中’在内，都无法改变《基本法》有关‘提名委员会’的规定。‘提名委员会’的作用是最后决定几个‘候选人’，在美国进行大选时，有一套漫长的、产生二、三个正式‘候选人’的提名过程，这是产生‘正式候选人’很高的‘门槛’。香港没有强有力的政党政治，无法象美国一样由两党产生‘行政长官候选人’。.....八月三十一日有关‘提名委员会’和‘候选人’资格这一决定，并没有违反《基本法》。今天，二0一七年普选的‘提名委员会’将有一千二百人组成，而不是只有三百人，正是北京在事实上‘屈服’，是前一阶段香港‘公民抗命’运动的重要成果。我希望，‘佔中运动’的发起人——法律专家戴耀廷、陈健民及牧师朱耀明有责任把这些情况告诉‘佔中’支持者和无数为香港民主而努力的热血青年。” （严家祺：预测“佔中运动”后果）
7、有左派批评，认为这次香港占中运动危机，是“共产党长期在香港屁股坐在大资本家一边，依靠大资本家阶级治港，不依靠工人基层市民治港的结果”。因此要支持“香港人民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从此改变政策依靠香港工人阶级治港。
这意见是偏颇的。
既然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点，香港各派民众似乎并无反对。那么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如行业“功能组别”的强调。你若要依靠工人阶级基层市民治港，选举程序设计向绝对占市民多数的“劳”方倾斜，则只能搞社会主义。
问题在，国内“改开”就放纵恶性资本的共产党，其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8、习近平主席最近说：政治协商，“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就要“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我们建议，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应该在香港立即这样做起来。香港的建制派，民主派及全社会上下各界别代表人物，都应应邀与中央政府代表和特区政府代表平等地坐下来协商，“找到（香港）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找出香港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路线的共识来。为内地全国人民的政治协商，提供经验和榜样。这样，香港仍将永远是“东方之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