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情地紧握我的手，目光炯炯：“希哲，民主运动发展到现在，应该是走上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允许组党，我们应该把组党的问题提出来。”　

      他是徐文立。一个三十几岁的汉子。我已与他合作了一段时间，向他主办的《四五论坛》提供稿件，但我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勇于挑战，无所畏惧。这是一九八零年六月。随之，他邀我参加了一个聚会，这就是后来被中共取缔民主墙的文件称作“甚至准备成立反共政党”的甘家口会议。

      文立提出搞政党，这是真的，但“反共”则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反共呢？那时，我们谁也不反共，相反，总是竭力向官方辩白，说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追求的不过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它是我国宪法所规定、所“保障”的。

　　但官方是不耐烦听这些的。他们对我们说：“这是监狱，请你们进去吧！”。于是我们就进去了。

　　从那时起，悠悠十三年过去了，徐文立怎样了呢？　　

      狱中，我时时打听着他的消息：他判了多少年？他屈服了吗？他的身体被摧垮了吗？……这些都不知道，我只能默默念叨他。

　　但有一点我是清楚，他没有乱咬人，这样的狗我见得多了。刘某某是吗？很可能。平常时激烈得很、勇敢得很、谁也不敢怀疑他们的杀身成仁的决心。一入狱，便咬人，让朋友去坐牢，去流血、自己则“坦白从宽”了（不对，应是应官方的要求，为官方提供伪证从狗洞爬出去了）。　

　　文立是好样的．我一直这样认为，但总是得不到他的消息。

　　一九八七年三月，我由于从秘密渠道传寄真相的书信出狱（官方一直向外界，包括我的家属封锁案情），被第三次关进黑暗阴森臭气熏天的禁闭室。数月后的一天，我被叫起，挽着铁镣流淌着血慢慢来到了审讯室。

　　审讯室里坐着监狱长李炳荣先生（后来，他就因我出此事失职撤换），及狱政科长黄锡顺先生，教育科长范学强先生。他们和颜悦色、声气祥平，好像握着左券。我想，他们是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什么事呢？反正，他们问我什么，我懒得回答。　　　

　　果然，李监狱长把我妻子的一封信递给我了。

　　“你先看看吧！”他说。

　　 我看了。我明白，由于我的妻子缺乏经验，被他们骗了．竟把帮助了我寄出申诉的干警小杨，交代出来了！

　 　“唉，你怎么能够……”我咬牙！

　　 但我的眼睛一亮！啊，徐文立，徐文立！信里有徐文立的消息：

　　“如果不是公安局的同志几年来对我所作的大量思想教育工作，使我思想上能保持一条界线，而像徐文立的爱人那样，把丈夫的来信加以扩散，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徐文立是加了刑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反抗它的行为是毫不手软的，你要认清这点，今后老老这实遵守监规，才是你认罪服法、争取减刑的基础。……”

　　妻子的信是官方授意的，这点我清楚，她不忍心我在这暗无天日的环境里受太多的折磨。我高兴的是，官方终于同意以让我受教育的方式，允许她向我透露了多少一点徐文立的消息。　

　　于是我知道了，文立没有屈服，他还在为一个人作为人的起码权利而斗争。　

　　后来，我便经常梦到文立，梦到他告诉我他被加了几年刑．我还把我的梦在窗前告诉何求，与他一起探讨文立的遭遇。我们谈着、叹息着，抬起头来，眼前是高入云天的灰色的墙，墙上嗡嗡响着的是一层层银白色蜿蜓远去的电网……。

　　现在，我叼“人民政府”鸿恩宽大假释回到家了，文立，你又怎样了呢？

　　我问康原先生。

　　康先生回答我说：官方示意他徐文立还是有希望获释的。

　　从那以后，我天天企盼着北雁南来。然而至今无消息．沉重的日子啊！　　

　　徐夫人康彤女士来信了，她说：

　　“文立很高兴你出来．他说，“王希哲是不是因为我被判刑这么多年？太没道理了！”　　

　　至于他自己，则开朗地说：

　　“大不了还有两年多，总不能到时不放吧，很快了！”　

　　他还在坐牢，却先想到的是朋友，总是感到自己对不起朋友，这是何等的胸襟啊！

　　我怀念徐文立先生．我蕲盼着与他把臂共饮的一天。到那一天，我将馨香击筑为他歌唱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