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住在美国。算不算华侨？我不知道。但小的时候，华侨对于我，那是很神秘的：他们来自很远很远的瀛海仙邦，穿得很怪，住得很好，甚至小孩还戴着手表；他们在商店里能买我们不能买也买不起的东西。我们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们。他们与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是在文革后上山下乡才与华侨作起朋友来的。那是在英德茶场，我交了两位广州华侨补校来的朋友，一位叫谢良，一位就是写这本书的黄建庭了。

      我曾在我的自传《走向黑暗里》，记叙过与建庭的交往：

      “    …为了避嫌， 我搬出了知青大宿舍，住进了菜班班长黄建庭的一间座落于半岛顶端竹林深处的茅草房。 那本是菜班工具房，我是“排指导员”，似乎算他的上

级，当然有这个特权，他也很欢迎我。

　　黄建庭是印尼泗水华侨，有很开朗的、乐于助人的性格。他告诉我， 他父亲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经常洋洋得意地对亲戚朋友说：“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自己留着，一个送给毛泽东。”六十年代真的把他送回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来才知道，“原来送回一条狗崽子！”，他说。

      那时我就感到，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或长篇大论可以象建庭的这几句笑话那样，辛酸而凝炼地把现代海外华侨对中共政府从充满希望到失望甚至绝望的全过程描述清楚了！我觉得建庭应该找个机会把自己的这段人生经历记录下来，它将会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为人们认识现代中国史，认识中共政府兴衰史提供有价值的材料。   

      中国古代有所谓正史野史。正史来自官方的记载；而野史却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对他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直接的感受。因此，野史的可信度往往更高，更具有史料的价值，好的还更具有文学的价值。

      现在，建庭终于把他的这段经历写出来了，书名叫做《风雨旅程伴我行》。好个有诗有画的书名。文笔朴实流畅。我真想不到建庭还这样能写。能不能在文学上留下一席之地，这要由专家评论，但起码，我刚才说了，它已经是建庭对中国现代史史料的一个重要贡献了。

      我们要谢谢建庭。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