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反对官僚主义的祸民及官僚主义得以发生的体制弊病，需要改革。但这次武汉疫情萌发之初，武汉卫生官员和武汉当局未能作出紧急处置，甚至错误“训诫”了率先发出警号的李文亮等医师，这失误，我觉更多的是经验问题。应当问责，但无需所谓“问罪”。过去，谁见过后来才见到的如此严重的瘟疫了？谁有过如此瘟疫萌动之初便能作出紧急处置的经验？事后，是人人都可以自以为诸葛亮的，但人人都可反躬自问，事萌当初，你处那官员之位，你能是诸葛亮？况还有曾在美国参加过疫情秘密讨论会的中国控疫权威高福院士的来源很可疑的判断：“疫情可控，不会人传人”。若警号发出紧急措施了而疫情竟真如高福所言可控并无大碍，社会的大恐慌大损失谁来负责？ 还不说误了若干天之后的武汉紧急大封城，还受到了那时多少国内国际无端的攻击指责！

     诸葛亮就不失误吗？不说他。缺乏某特殊状况的应对经验而失误，随举例吧，勇猛无比的常胜将军梁兴初初战遇所谓“黑人团”，略生犹豫而误了战机，不是几乎要被彭德怀“斩马谡”吗？但知过而更勇，立功于后，不一样是“万岁军”吗？抗美援朝，牵新中国生死国运的决策关头，伟人如毛，不是也曾思虑再三，几度变策的吗？这几度的犹豫改变，就一点战机没误了吗？事后的诸葛亮同样可以责毛问罪：“你若不误那几天，麦克阿瑟就未必打到鸭绿江边了！”即斯大林金日成也不敢这般问罪的。

     毛远新曾预报了地震，挽救了辽宁海城多少万人的生命。但看他当时怎么说：

     得到地震警讯毛远新提出必须播出警报，“李伯秋说：“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当时室外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可能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鞍钢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但毛远新承担了风险，挽救了辽宁百姓。事后，毛主席与毛远新有对话：

     毛问远新：“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

     毛远新回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

     毛主席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伟人视重若轻。但我们再想，若当初毛远新真犹豫了，没敢发出警报，误了时机，七级地震发生，海城营口数十万百姓伤亡，毛远新需被问责外，还需问罪吗？

     我们再看美国川普总统，在已经有中国两个月的疫情警号在先，美国本土亦已显席卷传播形势下，不是尚一再向美国人民发出不必紧张的错误讯息吗？结果，今日美国疫情竟难以收拾。问罪川普总统？我看，主要的，还是川总统的经验问题，这位过去的商人，没有见过这般严重局面。

     有人说，这不是与美国“比烂”吗？“美国烂中国就可以开脱烂”？不是什么比烂，确实是中美两国（甚至世界各国）政府，都缺乏处置这场近代史无前例瘟疫的经验所致。疫情早期的失误，可以理解。甚至，疫情初萌时中国官员的失误，应该比美国和世界各国在已获警报綦月情况下的慌乱或内争下的失误，更可以理解和谅解。

     李文亮医生是伟大的。他能以一位专业医生敏锐观察到的危险，恪尽职责，不顾“权威专家”的谬判和不明状况官员的“训诫”，毅然吹哨发出警讯，再奋不顾身坚守抗疫第一线阵地，终以身殉职，可歌可泣，是中国真英雄，真烈士。但别有用心地消费这位为中国人民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不惜配合乃至极力怂恿国际反华仇华势力借李文亮之死加罪和无底线危害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就才是真正犯罪了！ 请不要再亵渎李文亮。

2020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