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作为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一文按语）
右派们兴高采烈，拥戴一夜成了他们的“中共中央”原封不动地开动他们昨天咒骂的全套的专制机器去镇压、钳制中国左派。他们拒绝现在再去高唱什么“普世价值”，他们幸灾乐祸地说：不能对左派有任何“普世价值”，因为他们是敌人，这些敌人过去不承认“普世价值”，所以今天就不能给他们“普世价值”。
这些中国右派及其精英们就等于宣布了自己的“普世价值”的破产。
普世价值之所以是“普世”的，其价值，恰在于它不仅“普世”于自己，更能够普世与自己的敌人！恰在于它不仅“普世”于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更能够普世与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这才显出它真的“普世”。如果一个被宣称为“普世”的价值，仅能普世于自己，不能普世于敌人，仅能普世于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不能普世于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人们，那就根本没有所谓“普世价值”，也就当然等于宣告了“普世价值”的破产！也就等于宣告了那些曾经高唱普世价值今天却对胡温中央的法西斯专制作为大唱赞歌的人们，是一群货真价实的骗子。
中国反共右派，口喊“普世价值”，实际完全是反过来的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主义者。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过去的错误根源，以为实现人民的“民主”理想，必须消灭“反动的”阶级，通过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扫除了社会“进步”的障碍才能实现。他们没有能够明白，植根于社会特定经济条件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企图以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来消灭社会上层阶级实现某种“进步的理想”，结果，只能给全社会各阶级都带来普遍专制的痛苦。它不是列宁-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实际上，它是人类对自己的发展方式的历史认识过程必然阶段的错误。中国左派的主流，现在已经能够懂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过去的错误，已经不再主张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相反，被右派视为左派代表人物的薄熙来，无论在大连、重庆的施政，强调的都是各阶级和谐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其他左派代表人物大体也是这样。
但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反过来，右派极端地仇视左派，他们也抱了一套他们自己理解的“普世”民主的理想，他们也以为，要实现他们的“普世”民主的理想，就必须先消灭“反动的”阶级，扫除实现他们理想的“障碍”。左派（所谓“毛左”）及其代表人物，便是他们眼里的“反动势力”和“障碍”，是“脑残”，必须先行“扫除”。因此，他们的政治方针和今天的行为，表明了他们实际还是一群反过来的阶级战争和阶级专政主义者，是反过来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者（其实他们真的大多都是早年接受了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阶级革命教育今天转向以同样思想武器反列反毛的），他们的“普世价值”完全是虚伪；他们反向的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才是真实的！他们所要的“民主”，已经证实完全是右派专政。他们犯了列宁-毛泽东一样的错误，同样地不明白，植根于社会特定经济条件的阶级，是不可能消灭的。因此，代表中国基层广大人民群众阶级利益的中国左翼、左派及其代表人物，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是不可能被当“障碍”“扫除”的，在新“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基层民众反对全面私有化，反对全面无节制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要求，是极其顽强的，左派一定会产生，是杀不绝，压不倒的，其代表人物将是不断涌现的，杀了一个薄熙来，将有成百成千成万的“薄熙来”出来。传统的反共右派以为今天终于找到了他们的“中央”代理人胡温，“理想”情景突然就在眼前，于是欢呼拥戴，抛开了“普世价值”的伪装，赤裸裸主张对左派实行法西斯右派专政,支持对左派封网封口抓人，甚至呼吁杀人灭族“立威”，结果，不会实现他们的右派专政“理想”，极端地倒行逆施下去，只可能又是一场阶级的战争，中国的灾难。
右派应该明白，“障碍”是相互的。左派是实现你的理想的“障碍”，你们右派，同样是左派实现理想的“障碍”。大家都坚信自己的理想代表了“进步”，人家都是“反动”的。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去“扫除”别人，不承认别人平等的存在权利，无论左右，都是一样的专制主义，都是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人们走路，摩擦力也是一种“障碍”，你要扫除它，没有了“障碍”，你能走稳路么？甚至你还能走路么？中国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左右两派，都应该用这样的眼光，看待对方“障碍”的性质，承认对方的“障碍”作为社会利益平衡调节和制约机制的积极功能。没有了这种“障碍”和制约，社会必定滑向或左或右的极端和腐败。中外的近代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如果你认为对方“障碍”的存在，使你的“理想”不能明天马上实现，正说明了社会条件还未能成熟到使这“理想”能够明天实现。你急什么呢？在平等承认对方存在权利，相互尊重而又相互“障碍”中，自然走出一条各方都能大体接受的中道发展之路。什么是民主？这就是民主。再争取把这种实际的社会民主关系法制化宪法化，就是民主的宪政。
2012年4月24日
附
冼岩：政治流氓贺卫方
2011年4月12日，贺卫方发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以“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的名义，批评重庆“打黑除恶”有违司法程序，俨然成了程序正义的化身；2011年7月，针对民情激愤的云南李昌奎奸杀案，贺卫方微博却称：虽然认为判决有误，但岀于维护司法独立，防止反复无常，建议不再改判，“虽有抗诉等审监程序，仍以维持滇高院终审判决效力为宜”——总而言之，就是不得改判；哪怕你冤死，也要维护“法治权威”。此时，贺对所谓程序和法治的痴迷，似乎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同为法律人的何兵也指责他：“不是维护司法独立，而是维护司法独裁。”
如果能够像这样一直板着脸，装圣人倒也不错，前提是你要能够始终如一，包括愿意为此承受一定的利益损失和牺牲——圣人就是这么来的，甘地、马丁路德，无不如是。然而，贺卫方显然不是这类人。与其说他不愿意承受损失，不如说他心中有比之法治和程序正义更重要的目标。于是，2012年，人们突然看到了贺卫方的另一副面孔：当有人指出对重庆的处理不符合程序时，贺的回答竟然是“结果难道不好吗？”——把他曾经大声咋呼的“法治”、“程序正义”，一下子都扔到爪洼国去了；所谓“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也忽然不再是“理想”了。只有打倒重庆的某个人，才是唯一的重要。为了这个目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放弃和改变，包括作为他立身之基的法治和程序正义。
这就暴露了，什么才是贺卫方内心的真正坚持。他的目标非法律而是政治，也就是西山会议上所说的“心照不宣”。平常“宣”出来的法治、民主和程序正义，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采用的手段。当手段有利于目标实现时，当然要大举特举，一直举到高大得让人家看不到它后面真正的目标；当手段不利甚至有碍于目标的实现时，则弃之若蔽，不管此前自己曾经怎样地、似乎饱含深情地高举过它，赞美过它。
这种行径，如果放在男女感情上，就叫始乱终弃。贺卫方对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始乱”，一方面是为了西山会议上所说的真正“心中那一份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从现实和职业身份出发，为了建构一种法律人的特权秩序——这种特权，既是“法律人”的，也是能够以权、钱、势与“法律人”进行利益交换的那部分人的。李庄案就是明显例证。
现在“终弃”，则是因为程序在此时此点上，已经成了他通向最高目标的障碍。贺卫方在将程序正义弃之于一旁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所当然和义无反顾，让人不能不觉得，他是一个始乱终弃的高手——他当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流氓，或许只能称之为“政治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