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左翼提出“党主立宪”。普林斯顿学者冯胜平先生近年这个主张最力。怎样党主立宪？大体是，共产党领导主持下，经普遍的人民协商制定和通过宪法。自此，全国人民在宪法下依法自治，共产党与全体人民一起，一体平等遵守宪法。
能不能行得通？本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场。基本法下的香港，几乎完全符合了“党主立宪”治国的特征：基本法由北京中央共产党领导下提出，经香港普遍的包括了后来的著名反对派领袖们的人民协商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之后，香港人民在基本法下依法自治，共产党与香港人民一起，一体平等遵守基本法。
如果基本法下的香港民主自治治理能够终获成功，那对全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将是一个多么好的助力和推动！当然，自由派们会反对说，为什么要“党主立宪”？全民立宪才是最理想的。但世界至今，哪有什么“全民立宪”？美国宪法，也是独立战争胜利了的“华盛顿革命党”们聚集在费城，一党“党主立宪”。今日的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无非是当年“华盛顿革命党”分化的两派。这个先不争论。无论如何，“党主立宪”，总要比共产党制定了宪法，却将自己凌驾宪法之上，随心所欲要进步一些，好一些的。我们希望香港成功，给出一个好榜样。今天如何？香港持续的骚乱暴乱，把这个前景扑灭了。真不明白，为什么海内外的“民运”“民主派”还要为香港的暴乱叫好。
他们认为，这是香港人在向共产党争民主。这是在争民主吗？民主的底线，是宪法法制下的和平诉求。任何禁止和压制人民和平诉求的政府都是错误的，但任何一部分的人民，无权将自己部分的意志装扮和宣称为全民的意志，强制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否则便煽动和组织自己这部分人民的群众性暴力，打砸抢烧和不择手段迫害反对自己的那部分民众，以达自己的目的。这就不是在争民主，而是在向政府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的宣战，这就是颠覆和革命了。今天香港的“激进反对派”向特区政府提“五点诉求”。他们可以提出任何诉求，但他们无权以暴乱为要挟强制特区政府必须接受他们的“诉求”，这实质无非是敦令特区政府的无条件投降书。“逃犯条例”的轻易死亡，已经是示弱，刺激了激进派的得步进步，若软弱的特区政府接受了投降，事情就完了？不会，下一步的“诉求”，就是夺权！司马昭之决心已下，志在颠覆。他们也已经为自己的暴乱毫不掩饰地定性为“时代革命”了。若这就是“民主”或“争民主”，它能为全中国的民主化提供榜样吗？施行这样的“民主”，中国将是怎样的结局？
“民主”之名，再为香港的暴乱所污。金灿荣就笑嘻嘻说：“你看，搞民主就是这个样子的。中央就是要让大家看看这个反面教材！”更有人又把89民主运动翻了出来，声称：“万幸邓小平、李鹏果断镇压了89民运，不然，中国就是今天香港这个局面！”。
89运动，在邓小平令野战军坦克进北京前，有任何骚乱暴乱吗？没有！那是全世界从未见过的最完美最典型的民众和平诉求。89民运是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余波。经历过文革正反经验历练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北京民众，哪怕百万人上街，他们表现的和平理性和对社会秩序的主动维护，是举世有目共瞩的。他们的“反腐败，反官倒”和加强全国人大民主决策权利的诉求，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获得解决，使中国有序的民主化进程，向前一大步。若能完满落幕，民气不遭摧残，哪能有后来中国从上到下崩堤似的腐败和几乎全民的道德堕落！邓小平等右派官僚是出于对文革病态的仇恨恐慌和报复来镇压和平的89民主运动的。是他先行的无理镇压才激起了北京市民愤怒的反抗和暴乱，怎能将今日香港港独和极端分子预谋的颠覆性暴乱，相提并论？
右翼自由派为今日香港的暴乱叫好，实际强化了官方反民主派对民主的污名，这是一方面。另一面，左翼也有不少支持同情香港暴乱的理由。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港独极端分子是少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是香港平民和青年学生对中共依靠和勾结香港大资产阶级治理香港，使富人暴利，穷人更加贫穷困苦，学生没有前途出路的反抗，是大陆民众对特色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在香港的延伸，因此，中国左派应给予其支持或同情。于是不少左翼学者提出，中共应改变对港政策，不应只依靠大资产阶级，应该向依靠和照顾香港平民阶级利益的方向倾斜。
但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下，你要共产党不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而依靠平民阶级，这可能吗？
金建一（金尧如公子）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香港经济萧条了，大陆开放自由行来帮香港。但大陆来的都是有钱人，到港抢购的都是金银珠宝和名牌衣物，这下，把香港高档市场带旺了，旺角一带的高档商店蜂拥而立，把原来的小商铺百姓日常店都挤垮了挤走了，香港富人得了好处，却更苦了香港一般老百姓了，底层群众就更不满了。这情况金灿荣先生也说到了，说是自由行这一来，香港平民的饮食住房交通的日常成本就更高了，收入并无增长，“好心办坏事了”。但想想，你说怎么办呢？难道不要“自由行”？或自由行，共产党只放大陆穷人到香港去买低档商品，不许大陆富人去香港买高档？共产党既要“关心”穷人，又要关心富人，两边都要讨好，难呐！什么房子、地产问题，也是这样，你既要共产党“关心”穷人，想法解决穷人房子，又要共产党照顾富人利益，保障富人房价稳定高企，两边都要讨好，难呐！能不能找到一个照顾穷人富人的政策平衡点？可能。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就大概能办到。但前提，必须是共产党全面接管香港，直接管治香港。有了这个前提，香港搞不好，达不成穷富利益平衡，你可以问责共产党，若共产党无权全面管治香港，你自家“高度自治”，却香港有事就骂共产党，说共产党“逼”你反，公道吗？但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又是你香港人不分穷富，一个声反对的，你要共产党怎么办？
香港人不愿共产党管制香港，共产党也未必想管香港，它能依靠谁？真去依靠平民阶级？这不是社会主义了吗？那还得了？别看今天香港平民阶级为自己生活的困苦闹得欢，“阶级斗争”，但所谓“狮子山精神”，他们又无不希望自己的拼搏明天能发达出头，上升为富人，上升为大资产阶级，李嘉诚之路是他们的榜样。所以他们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害怕共产党来香港搞社会主义，断了他们上升出头之路。
那么，共产党只能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来管制香港，让香港人放心它不搞社会主义。既然共产党只能依靠香港大资产阶级来治理香港，又怎能想象香港大资产阶级会让渡自己的利益去照顾平民阶级利益呢？或要求共产党责令香港大资产阶级去照顾平民利益呢？现在左翼提出的共产党在香港没能依靠和照顾平民阶级及其利益的批评很对，但他们没想到，要共产党在香港照顾平民阶级利益的近社会主义的政策，又恰是香港无论富人穷人一致警惕和反对的，不准共产党“变”的。这么看，造成共产党在香港不能照顾平民利益的，造成香港财富分配不均，阶级两极急剧分化的，正是包括香港平民的香港人自己！这就能解释一个大陆人很疑惑的现象：明明是香港大资产阶级剥削损害了香港平民阶级，香港平民阶级“阶级斗争”的矛头却并不向著香港大资产阶级，却向著并没有直接管理香港，也无权对香港政府的治理政策直接发号施令的北京共产党，香港大资产阶级倒坐在一旁，无事人般悠闲地看热闹了！
香港的骚乱暴乱必须平定下去。但平定之后怎么办？这才是最根本的。
如果一切不变，1997后的香港管治体制照旧，那么骚乱暴乱的平定，不啻扬汤止沸，压抑下去的矛盾只待下次的爆发。
既然认识到了香港社会的深层矛盾，是大资产阶级与平民阶级利益的不能平衡，平衡它，才是釜底抽薪，但平衡它，既无法依靠平民阶级，又不能纯依靠大资产阶级，便只有共产党自己出面直接管治香港，提出政策，强势平衡香港近期和长远的各阶级利益了。香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基础上的一切改造，也只有共产党自己出面对香港的直接管治，才可能做到。否则一切空谈。
那么，全国人大应立即修改基本法，在香港管治体系中，新设“中央代表”，职能相当于当年英治下的总督，由北京中央政府分届委派，向北京中央政府负责。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委员，尽快地达至普选产生，向中央代表负责。司法的改造另议。中央代表在香港，不得有自己和家族的一切特殊利益。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复了英治香港的制度特征。也迎合了这次骚乱中激进分子挥舞英国旗表达的回复英治香港制度的诉求。求仁得仁。北京必须向香港人民讲明白，80年代邓小平提出（不是他“承诺”，而是他提出！）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指的，是80年代时香港所存的英治香港制度不变。后香港人要求的民主改变，和基本法顺应香港人要求而规定的“循序渐进”的民主改变，恰是不符合邓小平当初的“五十年不变”的设想的。今后不是不变了，而是须在中央代表的政策指引下，按照基本法，行政、立法、司法真正向著越来越民主的方向改变。
派出中央代表，打破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回归邓小平本来意义的“五十年不变”，一定会遭到某种抵制和强势的抗议，但如果它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繁荣兴旺和循序渐进民主化的唯一之路，就应坚定地走下去。
2019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