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搞清，香港是个什么特征的社会？
香港是个共产党革命难民的社会，是个反共社会。香港回归后，又纳为共产党统治下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共产党的统治，和反共的社会，这两者如冰炭，如水火，怎能相容？ 不能相容，又怎能在香港搞什么政改普选，特别是什么“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不需怀疑，“真普选”了，必定最终选出一个反共的特首，一个反共的立法会，一个反共的特区政府，一个反共乱华的香港基地，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的“港独”。这点，邓小平可说早就看到了。下面再说。
若问，反共好不好？对不对？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先假设反共好，很对，应该反共。那么，你与共产党统治的关系，就不会是你活我也活的民主关系，而必是你死我活的颠覆关系，革命关系。如此，你就不必向共产党要什么“真普选”，你就应该革命，穿黑衣戴口罩拉队伍上大屿山打游击去，推翻共产党。反过来，共产党也不应该答应你们搞什么政改“普选”。双方都错了。
双方都错，造成了香港20余年无休止且多少年也不可能休止的动乱！
一个国家要玩民主，前提是参与游戏的社会基本力量双方，都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历史价值观，一个共同的国家认同，因此，也才能有一个共同的宪法承认和服从。我们学美国民主。美国独立战争后，胜利的华盛顿革命党人驱逐、剥夺、专政了效英的保皇党，在费城一党制宪，经二百余年的社会博弈演进，才从当初的华盛顿革命党人中，分化出了两派即后来至今的共和民主两党，相对稳定下来玩民主了。这两党原是一家，无论如何互斗，他们有共同的美国独立战争建国正义性的历史价值观，有对美国这个国家，和费城宪法的认同，再加不受民粹选举左右的终身大法官对宪法至高无上的保障，也即对华盛顿独立革命成果的永久的护卫，保证了美国后继的无论多少任民选总统和议员，都只能是华盛顿革命的政治血缘继承人！这一切，才是美国民主玩得转的要件。不具这类要件的国家东施效颦强玩美式“民””，结局必是灾难。
台湾的民进党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承认自己中国人，不承认中华民国宪法。他们志在消灭中华民国，得“台湾国”独立。这本是你死我活的双方。他们为什么可以与国民党一起玩“民主”？这是他们的革命策略：先表面承认中华民国体制（所谓“现在叫中华民国”），钻进体制，占据了政权，再利用政权体制的制高点煽动灌输“本土台湾”意识以对立“外来中国人”，一步步销蚀掉颠覆掉甚至他们自己正任“总统”的中华民国。这是用表象“民主”的手段，达到革命颠覆的最终目的。李登辉说，这叫“宁静革命”。今天，他们实质已经成功了。但不是如吹嘘的民主在台湾成功，而是宁静革命阴谋在台湾成功。为什么未能完全成功？陈水扁说了，“办不到”。因为台湾始终笼罩在中美角力的“鸟””里，飞不出去。如此，台湾只能不停地“鸟笼”内你死我活斗争动乱，却又只能在不死不活的状态里，沉沦下去。
现在香港的“民主派”，受到台湾民进党经验的启发、培训，也想在香港玩这一手，走台湾阴谋革命之路。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来学煽动“本土”民粹，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香港人”，骂你“亲中卖港”，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台湾的民进党钻进体制革命，虽然在游行集会的街上可以把青天白日旗踩烂在脚下，但在“总统府”、在立法院和各级政府殿堂，还是能暂曲身段对青天白日旗和中华民国宪法鞠躬如仪，誓词照读不误。但香港的民主派人物，即便当选，也拒绝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鞠躬，拒绝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读效忠誓词。这倒诚实（你说他天真，不比民进党老到奸猾也可以），他们内心是反共的，怎能向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宪法宣誓效忠？
香港居民到底多少人反共？大家知道，这次香港民主派号““时代革命”“与汝偕亡”的大动乱大暴动，是从所谓反修《逃犯条例》的“反送中”开始的。这修例内容究竟如何，先不管他，我们据民主派危言耸听宣传，这《逃犯条例》一修，香港数百万居民，“人人都可能被送中”。大陆公知也跟著这样说。我们一定要相信他们说的，确有这个危险。但细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民主派告诉我们，香港数百万居民，是人人反共的。人人反共，所以才有了“人人都可能被送中”的危险。惊心动魄！但，香港数百万居民自己相不相信呢？我们看见了，号称数百万的香港居民竟也都不依不饶无休无止上“反送中”了，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香港数百万居民确完全承认了民主派的说词，进入角色，自认了他们人人都是反共的，人人都可能算是“逃犯”，因此，修了“逃犯条例”，他们真的“人人都可能被送中”了！他们要上街“拼死一搏”，民主派说，是要争“重启政改”要“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他们为什么不反向想想，既然你人人反共，就害怕“人人都可能被送中”，共产党就不怕你人人反共，给你数百万居民“一人一票的真普选”，就将他们共产党的统治“送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这矛盾冲突无解。
所以，香港的反共社会条件，还真不能搞什么“普选”。共产党发现这个问题晚了些，还是发现了，故2014年人大决议确定了香港普选的高门槛，要求候选人条件必须“爱国爱港”（解读为“拥共”），意欲将反共反中“民主派”尽量落闸于门外，以保证香港政权不发生反共反中的变质。民主派自然不干，他们恰要求开闸取消门槛，“一人一票真普选”，便于让反共人士尽多地当选，“光复香港”。由此引发了“占中雨伞”运动。
邓小平不是说香港经济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吗？他是1982年开始说的。他指的是香港80年代初现存的英国人管治制度不变。那时英国人怎样管治香港？：总督英皇委任，没有普选，立法会是总督咨询机关，司法终审权在伦敦。查邓小平著作，从未主张回归后变香港制度为“普选”。相反，他对香港变“普选”质疑。他说：“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1987年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讲话》）
还真是邓小平能老成谋国，他明白地洞察和预见了，香港的社会条件下，普选是不能够保障选出“爱国爱港”也即诚心拥共的特首和立法会来的。不能如美国民主般地保障民选特首和立法会是共产党立国法源的拥护者，香港普选将后患无穷！
但“循序渐进实现普选”，还是写进基本法了。究竟是谁违反了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原意，在香港尚未回归之前就允诺改变香港制度了呢？那时，我正在粤北深山狱中，不甚了解，只能估计，是正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了。
但那时的赵紫阳中央允诺香港普选，也还不算大错。70年代前，香港虽早已是中共革命受损而仇共人士流亡的境外难民营，但在港英法律的管制下，反共尚不成为运动，反倒是中共地下领导的左翼运动，颇具规模，社会左翼爱国民众也不少。基本法草委会里，便都是左翼社运人士或“爱国”工商人士。他们都批评港英当局。恐怕是在这情景的鼓舞下，赵紫阳中央允诺了香港“循序渐进普选”，写进了基本法，邓小平也只好随他。
但风云突变。89-64的镇压，一夜间，不但香港原沉寂的反共势力起来了，连原左翼的阵营，共产党香港的机关媒体人士，也几乎全营反水，开始反共或站在反共阵线一边了。可以说从那夜起，香港真正成为反共社会了！邓小平处理89运动真错了，把“千千万万，浩浩荡荡”香港人都赶到反共一边去了（还不说国内和海外）！
我们批评邓小平89错了，但错已如此了，怎么办？我们只能从错已造成的的既成事实出发，来考虑问题了。
香港的反共社会，与共产党对香港的宪法统治，没有政治妥协的余地。一个在外部势力的怂恿支助下，希通过“普选”夺得香港政权，保障自己的反共权利和连接西方，作其乱华的筹码；一个坚持有限制的“普选”，控制香港政权的“爱国爱港”拥共性质不变。这般的敌对目标之下，普选，怎么可能，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动乱再动乱，不会有任何积极意义。香港的民主派想学民进党，但他们比民进党更没有前途。香港“鸟笼”更为沉重。台湾民进党曲身钻进中华民国体制，占据政权来挑战清算国民党的中国观，实现台独；有了台湾之鉴，共产党能允许香港的“民主派”通过普选，占据了香港政权，来如法炮制，挑战共产党，去中国化，港独吗？香港民主派自知难有这个前景，他们再学民进党玩“悲情”，喊出了“与汝谐亡’的悲情口号来动员香港民众不停地上街暴力动乱，吓唬共产党，图刺激共产党动手，制造大规模血案和更全面的暴乱。可笑了。香港不过中国一丸之地，且愈无足轻重，暴力自残只能香港自家沉沦败落，共产党与你“谐亡”个什么？看香港人还很吃这类口号。真不知香港人今日何如此的不辨是非，不明事理？
最近黎智英明说了，他们动乱，就是为了著眼“重启政改双普选”；其一再加码逼港府非接受不可的“五点诉求”，核心也就是这一条。我一位朋友配合说，香港问题是特区政府没有处理好民生问题。普选应该降低门槛让民主派们都进来，解决香港民生问题。他是“为香港劳苦大众著想”的。真的？香港民主派在立法会，有提出过任何反对香港大资本大地产垄断，为“香港劳苦大众”谋利的民生提案吗？谁人见过？他们扰攘不休的都是反共提案，这是他们的票源。相反，责任在身，特区政府首长任何有益香港民生的建议，都在他们否决阻挠之列，他们不许特区政府纾民困由此得分。而所谓工商“建制派”们，为生意利益计，表面“亲中”，心中实际也乐得民主派封杀了特区政府有益香港民生的各项建议，好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黄台之瓜我摘了，你们就不要再摘”。若台湾尚有韩国瑜能提出有益高雄民生的口号获胜，香港，无论“民主派”“建制派”，谁真正关心过“香港劳苦大众”的民生？即便在政治议题上，那些所谓“亲中建制派”与反共“民主派”亦往往唱得是双簧，配合默契，红脸白脸。他们的表皮和心底，是不同色的。这正是被反共政治压倒、劫持的香港普选政治的必然现象和结果。
明乎此，要真正“为香港劳苦大众著想”，就需在香港立即结束政改普选争斗，以中央集权之力关注解决香港民生问题，首其冲是土地的释放和平民居屋问题，就应该接受香港民主派示威挥舞的英国旗帜所表达的意向，恢复港英当年在香港实行的管治制度：中止普选进程，特首由北京中央政府委派，香港立法会性质回复特首咨询机构地位，司法终审权回归北京，禁止自由游行示威等，“五十年不变”。这邓小平的“五十年不变”讲话，是香港民主派一再向美英各国游说强调的。中共应夺回“五十年不变”解读权，正确回复邓小平80年代原意。
这样做了，香港特区政府才可能摆脱反共“政治正确”干扰，强力平衡香港各阶级利益，全副注意力集中到发展香港，纾困民生的各项政策中去。直到“香港劳苦大众”得到了安定建设的利益，渐次改变了对北京中央政府的观感，人人不再将自己神经质地视为“逃犯”，香港不再是病态的反共社会，香港人与全中国民众有了共同的国家认同， 那时，才是香港重开普选进程直“一人一票”的合适时候了。
有人会问难：虽然回复港英管治制度，是找回了邓小平当年“五十年不变”的原意，但赵紫阳基本法毕竟规定了“循序渐进的普选”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止它，不违背了承诺和“契约精神”了吗？
是的，中国政治的传统，“信用”非常重要。诗经说，“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孔子说“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承诺一般要守。但若那承诺错了，违背了或伤害了国家人民的重大利益了怎么办？还有一个改错的原则。《左传》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又请读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柳先生说了个故事：成王轻易许诺，发现错误了，想改正。周公却说，“天子不可戏”，要成王继续按错误的承诺执行。柳宗元批评道，这是不对的。是错了就应该改嘛：“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周公要天子不改变错误的承诺， “是周公教王遂过也”。其实，毛泽东、邓小平也都强调过“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从无说错了也不可改。我们再看另一方，中美联合声明，中美建交公报，美国都信守它对华“契约”“承诺”了吗？若信守了，早就不存在对台售卖武器一事了。李登辉的《国统纲领》，国家终极统一，是对两岸前途的宪法性承诺，陈水扁上来不是把它“终止”了吗？各有各的利益坚持，大家都不以他们的违背“契约”“承诺”为怪，怎么北京政府认识到香港反共病态的社会条件下，推行普选不适宜，对香港有害无益，徒增香港动乱沉沦前景而改错，就不可以了呢？
若有人再质问北京为何不“重启政改普选”，建议北京大声回应：“五十年不变！”
2019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