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疫政策调整后的新局与所谓“未遂颜色革命”  

---王希哲答海外某网友问


问一：你反对封闭防疫，为什么又反对魏京生王军涛们四十几人给栗战书李克强汪洋的“公开信”？

王答：当初武汉及时封城抗疫是正确的。那时全国人民真是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但教条照搬“武汉经验”，官僚主义不计后果，强制甚至野蛮手段将人民封闭几年，窒息了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断了百姓生计无法忍受下去，官逼民反，这就十分危险了，当然应坚决反对。但魏、王们的那封信，根本不是为人民着想，为国家安危着想，其“意在沛公”。整封信把病毒之源继续扣在中国身上，扣在共产党甚至扣在习近平个人身上，用心，无非想挑起20大后落败即将下台的党内高层某些他们认定的“良心”势力，学川普作“1.6”式的国会山最后一搏，推到习近平，为他们今后的“颜色革命”，准备共产党内最高层的呼应力量罢了。这是“颜色革命”最最重要的条件。
我不同意国内一些“左派大咖”反复要把这回国内多地发生的民众抗议和骚动，说成“未遂颜色革命”。这是“左派大咖”们心理脆弱的反映。

革命，指向的是政权，不是个案。要推翻政权，它必须在全局的层面动员（或曰煽动）人民。那么人民就必须是此时有对该政权全局性的久藏的不满和敌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人民对该政权全局性的不满和敌视这个内因，任何的动员或煽动，只能是无用功，可能扑腾几圈，决煽不起全局性的风浪。故政权者的心思，重点永远只能放在自己的路线政策是否为人民所拥护这点上。发现有人在“煽动”了，首先是应该问自己：“人民拥护我吗？”，而不是首先跳起来喊：“敌对势力（境外势力）在煽动颜色革命了，赶紧警惕、镇压”。

今天中国，人民有对共产党政权全局性的不满和敌视吗？没有。客观说，还是比较的满意和拥护的。对防疫强制封闭的不满只带局部的性质，且抗议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为保个人官位无事而擅自层层加码封闭的基层官僚，没有全局性“颜色革命”情绪。上海乌鲁木齐路发端的所谓“白纸革命”骚动，喊出了“习近平下台”的政治口号，好像不得了，有几地响应，也果然不过是“几圈扑腾”，旋起旋消，哪有“颜色革命”影子？何来“未遂”？不过观察此事的发起确很有章法，说“境外势力”策动是可能的。什么人？我冷眼看，不外滕彪王天成“新公民运动”一伙罢。那封紧接出台的魏王公开信署名四十余人，压阵是滕彪，操作手显然是他了。但“左派大咖”们要把他们的这点小伎惊呼成“未遂颜色革命”，则未免太高抬举滕彪们了。除给中国百姓一点吓唬，让人民不敢再正当依法维权外，惊呼“未遂颜色革命”，不过是更有利滕彪们以此名头在西方领奖，和向美国政府申请到更多的“革命”资金罢了。何必为之大惊小怪如此。

问二：不管怎么说，“习近平下台”的口号是上海街头喊出来了。这是89之后第一次，海外媒体普遍认为打击了习的声望。你不认为吗？

王答：一个领袖人物在民众中的声望靠的是他的能力和服务国家人民的业绩。声望再高，反对他的人总还有的。这件事海外注意到了，当上海乌鲁木齐路有学生举白纸呼喊“习近平下台”，对面维持秩序的警察如惘闻没有去暴力干涉他们；事件的网上视频，也相当时间没有被封并国内流传。我更注意到，无论海外如何叫嚷，事后上海没有传出如过去必会发生的警方对肇事学生的大行搜捕，和学校当局对参与学生的处分。我想也不会再发生了。我认为这恰显示了习近平与中共当局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自信！习近平正在纠正各地当局防疫措施的过度问题，安抚平息民情，街头几句激烈的反对口号无碍大局，怕你什么？就“颜色革命”啦？这风度，有点克绍箕裘像其父习仲勋反复提起过的毛主席没有去追究咒他“被雷公打死”的陕甘农民，而是听了骂声，及时调研和纠正共产党自己政策上偏差赢得人民拥护的故事了。这才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新现象。若成新例，此例一开，中国今后有民众对政府某方面政策不满，投诉无门，愤激中上街喊两句中央什么人“下台”，就渐平常，路上将无人驻足多看他一眼，只要不涉打砸暴力违法，警察都不必相陪，中国社会自由度的空间，就大为宽松了！不会再如过去，广场上说“邓小平你好”就高兴，说“下台”就抓人。见多了不怪，其怪自败。西方的挑剔，“颜色革命”的伎俩便无地上下其手，也就无所施其计了。能如此，你说习近平的声望，国内国外，是受打击，还是更趋高上？当然会是更得人心，更趋高上了。

问三：那香港前几年的运动算不算“颜色革命”？有人拿这次国内的抗议活动与香港比，你怎么看？
王答：大陆香港一国两制。江泽民说“井水不犯河水”，本可相安无事如澳门。但香港民主派偏要“犯河水”，其实也无大事。司徒华领导时期，年年维园大规模集会“犯河水”，但活动基本都在香港民主法制的制度范围内，20余年中共何曾干涉过？华叔去世，激进派得势裹挟了亟欲上位新进青年，更得西方怂恿，香港运动急剧失理性和趋普遍暴力，完全突破了民主法制，更狂妄发出了夺权港独的要求，号称“时代革命”。最严重的是，港府上层有人暗支持策应它，整个香港传统殖民司法系统亦公然包庇它保护它（至今问题尚在），这确是“颜色革命”了。我那时就反复为文指出，香港运动变质成这样，将会给大陆一个极坏的影响。今后国内有任何民主的声音，都会被指责为“你们想学香港？”。今天果真如此！
香港《基本法》是共产党领导制定。香港民主在基本法范围内运行，这就是所谓“党主立宪” 的宪政。运作成功了，可以悬为国内民主进步的借鉴和推进国内政治改革的理据。不管差可满意，它总是民主的进步。恐怕邓小平“五十年后也不变”的用意正在此了。但香港这个愿景的示范还是被激进派的无理和暴力毁灭了。从“小王”到老王，几五十年我始终希望中国能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轨道上推进人民民主。“民主”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但不要忘了，共产党的“初心”就是民主，无论称“新民主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我希望国内人民能越来越提高运用宪法和法律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能力。这不是什么“颜色革命”，不是“学香港”，我们不要怕吓唬。这正是在健全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

这次疫情防控，我一直奇怪国内基层官员和非官员的街道办可以随时那样蛮横地甚至法西斯式地去封闭人家的家庭和小区，好像无需任何法律授权，而民众也鲜见运用法律来进行抵制，维护自己人身和生存权利。后来，我发现一位原最高法院黄法官向上来封门的人士严正要求提供法律依据得胜，我才晓得，国内民众原来还没有人知道和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于是我引黄法官的话写了《谁决定的？谁批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要提起行政诉讼！”一文，网上广泛发出。第二天起，我便惊奇发现这《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成了国内民众越来越广拿出维护自己权利的有力武器，又更作为了各地上级政府部门发布用以纠偏的法律依据（估计他们过去都没想到过这条）。真是可喜现象。一万次的普法，不如一次全民利益被普遍违法伤害而唤起的觉悟！我那篇文章最后写道：“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在这场牵涉全民利害的防疫斗争中，人民自觉地运用国家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利益，“必能普及提高全国人民的法律维权意识，推动中国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国家”。

问四：广州等城市逐渐开放回归正常后，许多人还是疑虑、害怕，提出诸多的理由想回到封闭状态去，你怎么看？
王答：好办。他们不能因为自己的害怕而主张绑架别人，绑架国家。他们可以回家把自己继续封闭起来，没有人阻栏他们。听说有什么地方的小区这样做了，把已拆了的铁皮网又立起，封了起来。也好。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与国家强制无关。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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