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网上有较左的“毛派”朋友为维护毛形象，刘少奇“走资”不必说了，认为毛彭的冲突，是彭德怀错，因为彭“向毛主席下战书”；又认为毛周的矛盾，周恩来错。周去世前，毛指令政治局开会“帮助”周应该，因为周“犯了投降派等错误”。老王认为，左派今天维护毛正确方面是对的，但为绝对袒护毛，把党历史上本来意见较正确却受到毛不当打击处分的领袖人物再负面化，就不对了，就实际是“左派”们在今天还要对他们作第二次的迫害了。左派朋友对老王这意见不服，于是发生了附在下面的一些讨论。供参考
===============
老王回答李斌，简谈毛泽东如何记恨和迫害周恩来的
1930年底，毛以肃“AB”团罪名，挑起了“富田事变”。毛派出李韶九、曾山（曾庆红父亲)等用酷刑逼供和冤杀了赣南苏区机关及红二十军数千高、中、低级干部，解散了红二十军。项英稍纠偏后，又在周恩来、博古、任弼时等执行的王明路线对毛“肃反”的支持下。更严重了事态，继续杀害了包括闽西上万的红军干部，并把这江西“肃反”经验以中央名义扩展到了张国焘的鄂豫皖、夏曦贺龙的湘鄂西根据地，绞肉机般疯狂杀害了成千成万的各根据地红军干部。（过去，还误以为是王明路线搬了斯大林大清洗经验来中国，后来才知道，倒可能是斯大林三年后的1936年才学了毛泽东的“肃反”经验大开杀戒的！）。周恩来后来觉察到了问题严重，着手降温。这时，王明路线又在军事进攻方针上排斥毛泽东较正确的游击方针，错误正确搅合在一起。1932年10月，周恩来主持宁都会议，削了毛泽东的军权。后来的中共党史，隐瞒了毛“肃反”激起“富田事变”残杀了千千万万红军的罪恶，只说是军事上“王明错误路线排斥了毛的正确路线”。但这只是一半事实。如不是毛的残酷肃反的严重后果引起了根据地军民对毛普遍的强烈不满，宁都会议不会一边倒地都愤怒反毛。反倒是周恩来极力想尽可能挽留毛。但毛自己不干，甩手而去。这就埋下了后来的中共历史无论周如何抬举毛，支持毛（没有周的支持毛，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毛，毛哪能遵义会议后占据了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毛一生至死都要既用周，但又记恨周，迫害周的事实。
毛站住了脚“延安整风”，毛以反“教条主义”罪名整王明（这是对的）；再以所谓反“经验主义”整周恩来，让周不停地检讨。这就开始了对周恩来主持宁都会议削了他权的报复。
刚建国，毛不得不用周为总理，但很快便对周不满，调高岗削了周的大半国务院权。高岗是“国家副主席”，本来地位就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之上，他更想推倒刘少奇而代之，野心太急，才闹出了“高饶反党”事件。
57-58年“反右”后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毛“反‘反冒进’”。毛一再地会上点名公开羞辱周年，最后说，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之后，毛的主要政敌是彭德怀、刘少奇了。处处顺从毛，毛要打倒谁周就去主持“专案”含眼泪加人罪名照办，周这才算平安了若干年。
文革中，中央文革获得了1932年国民党报纸上所谓“伍豪（即周恩来）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这“启事”毛泽东早就知道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伪造。这1932年，周已经在江西中央苏区处理毛泽东激起的杀红军的“富田事变”了。江青等将“启事”报到毛泽东手里，明知此件伪造的毛却在文件上批个“存”，交回给中央文革（虽后来对许世友说了一句“这是国民党伪造”）。自此，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便成了文革中毛交到中央文革手中的套在周恩来头上的紧箍咒。可随时敲打威胁周。周至死都要心惊胆战不停地去陈年档案中寻找自己清白的证明，和不停向毛写辩白。
1972年，周指林彪文革中是极左，要求批极左。毛和中央文革却认定林彪是极右，认为周的“批极左”引起了对文革的“翻案复辟回潮”。毛要周在党的高层干部会议上作自己“历次错误路线的检讨”。周只得照办，当着全党高级干部，就从宁都会议说起，称那次的他主持削了毛的权，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过”。同时再澄清“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事件。
1973年，毛又以周“修正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苏联儿皇帝”罪名，指示政治局组织“中央帮助总理认识错误小组”，围攻批斗病重中的周恩来，逼周给毛写信说：“整整四十年...我不断犯错，甚至犯罪”。（这一年，《李一哲大字报》上街，公开维护周，批评毛和中央文革）
1975年，毛指示批《水浒》所谓投降派。中央文革立即煽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投降派”“批经验主义”恶浪，矛头直至周恩来。使得护士将濒死的周恩来推进手术室作最后治疗努力时，周担心自己出不了手术室了，躺手术床大喊：“我不是投降派！”，“请你们今后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护士们痛澈心脾，泪流满面。
1976年4月，毛亲自下令，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送花圈贴诗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数十万人民群众。为“清楚”了40多年的毛周关系，亲手作了最后了结了！
最后说一句:当前为了维护毛，凝聚全国人民这个大局，我们可以只提毛的正确方面，他的错方面，就暂不要多提了。但是，如果有些“毛派”非要提，非要把毛说成一切都是对的，他生前打击迫害的那些人物如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是错的，那就不能不回应了。如果不作声，就等于听任“左派”们在今天还要对他们作第二次的迫害了。这是可以容忍的吗？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2024年12月17日
=====================
致李斌、王立华等左派朋友
你们说，毛泽东激起的“富田事变”，在他的领导和亲自指示下枉杀了成千上万（后来更扩展到了全国鄂豫皖、湘鄂西、陕北等各根据地的滥杀）的红军和地方干部，是“公知右派，反动派们的胡编乱造”。质问我“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又要我“多读点真实的历史”，说是，“我（李斌）比您知道的党史要多得多”。当然，很好。
那么先生们能不能先纠正一点自己的文风？既然你们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不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就要先验地扣人一堆帽子，认定一定是“公知右派，反动派们的胡编乱造”呢？这样的作风好吗？不好吧？
如果先生们有好的作风，你们看了我写的“这些东西”，你们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回复我：
1：“不，老王，党史上没有什么“富田事变”；或虽然有，但没有杀那么多人；或虽然杀了很多很多人，但与毛泽东无关。完全是张三李四他们搞的”等等。然后列出你们的资料文献作依据。
2：“不，老王，延安整风没有批经验主义；或批了经验主义但不是批周恩来”。然后列出你们的资料文献作依据。
3：“不，老王，毛泽东没有用高岗削周恩来的权，也没有批评过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了”，等等。然后列出你们的资料文献作依据。
后面4、5、6、7、8、9问题类推。总之，拿出你们的足以否定老王所写的资料文献依据来。
李斌、王立华等先生，你们说，你们读过很多很多“真实的党史”，你们比我“知道的党史要多得多”，我一定向你们学习。但你们的作风为什么这么不好呢？为什么一听到过去没听过的“东西”，就立马要失态，要向人家扣“公知右派，反动派们”的帽子呢？
其实，党史写“富田事变”的书，真是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哪些，我不知道哪些作者才不算你们认定的“公知右派，反动派”。李锐，你们可能认为是“公知右派，反动派”吧？不说他。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委员、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我哈佛费正清中心的朋友）高文谦先生，算不算“公知右派，反动派”？南京大学和华东大学的历史学家高华、杨奎松算不算“公知右派，反动派”？不知道。他们写的“富田事变”的书你们看过吗？可以不看，现在北京的著名党史军史专家翁寒松先生，总不能算“公知右派，反动派”吧？他写的毛周关系的书，里面的“富田事变”章节，你们总可以看一看，或在北京找到他，与他交流一下吧？李斌先生气汹汹问我“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少见多怪了。告诉李先生，就是包括他们几人的著作在内的无数本书中来！
为了寻找李斌先生等无论如何不会认为是“公知右派，反动派”写的“富田事变”书，和王立华先生的“真实的党史”，我今天专门去了著名的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寻找。一大堆几十本党史书，发现（其实过去早知道)，凡是显然中共官方传统叙事的党史，都完全回避“富田事件”，闭口不谈，或虽记载了事件的惨状，却刻意回避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是谁。好像那个“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李韶九，就能翻天覆地地逮捕酷刑杀害成千上万的红军干部。最多说，“是那时王明极左路线造成”。但“路线”就能杀人？谁负主要责任去执行这“路线”的？都回避说。但起码，几十部党史，没有发现任何一部敢说：“没有富田事件”，或“富田事件与毛泽东无关”！
我尽力找了，没有办法，只好请比我“知道的党史要多得多”的李斌先生和王立华先生等，拿出他们的有关“富田事件”的“真实党史”的书，请大家看看了！请两位先生不要推脱过去，说了要做，要“诲人不倦”。
但今天也发现了一点新资料，一篇是党史专家景玉川先生记述“富田事件”和陈云、杨尚昆，温家宝，当年中组部部长陈野萍处理“富田事件”复查过程的文章（但没敢碰毛泽东的名字），我全文拍照下来了（附后）；另一篇，是某党史专家访问黄克诚老将军对“富田事变”和毛泽东责任的回答，也拍照在后。黄克诚老将军是党内最著名力挽狂澜维护毛泽东的老人，我想，李斌先生绝不会认为他是“公知右派，反动派”的吧？请他们看看黄老是怎么说的。
谢谢李斌、王立华等左派朋友
王希哲
2024年12月18日
注：书籍相片资料略。
黄克诚答有人问：“毛泽东在根据地仗打得很好，为什么博古一来就能夺了毛的权，没有人站出来维护他？”黄答：“有两条。一个是毛任人唯亲，他喜欢李韶九。那个家伙很坏，打AB团，杀了不少人；再就是毛的脾气太坏，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所以他被夺权以后，没有人出来为他打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