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争取民主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二） 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
（三） 中国左右翼民运制衡的历史经验
（四） 海外右翼民运目前的状况
（五） 左翼民运兴起及其新的经验
（六） 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一）争取民主化运动的一般规律
追求集权国家的民主化，总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形式方面，一是它的内容方面。形式方面比较简单，无非是要求社会政治多元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民主选举，宪法政治等等。这些要求，可以说，在绝大多数国民那里，都是能够比较一致的，甚至是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在它的宪法上，除了执政党民主轮替外，也都作了表面的确定的，因此，没有太多争议。那么，“争取民主化运动”，即民运，又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人民中一批先进的、勇敢的分子，积极地展开活动，甚至形成运动，要求把社会政治多元化的那些民主形式，从宪法的纸面，尽快变为现实，更激进的，则提出政党轮替，结束一党专政。这样，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政府方面的镇压和迫害。他们有的长期入狱，很多的，则流亡海外组织起来，在海外开展反政府的民主诉求活动，又叫做“海外民运”。但这些海外民运组织立即遇到一个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谁来向他们的政治活动甚至个人生活提供经费？”只能是西方国家的国家机构辖下或间接操控影响下的各类基金会。西方国家对他国民主人权运动的支持，是两面性的。一方面，是西方国家数百年前，争取民主自由斗争传统至今的理想主义精神，它是正义的；一方面，则是削弱瓦解他国，特别是削弱瓦解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以巩固自己对国际关系垄断地位的国家自私利益所需要的。为了得到金钱的资助，于是，海外民运“主流”，便一天天一步步地成为了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运动。79-89 的英雄们，他们当年的民主口号，绝没有分裂中国的内容。现在有了，据说，他们已经“毫无心理障碍”地赞成了“住民自决”，将台湾、西藏、新疆、内蒙一个一个“自决”独立出去。非但海外，留在国内的异议精英，也都眼红红地指望得着各西方国家基金会的“大奖”，还有“稿费”。稿费可以生活，“大奖”一得，则身价十倍，可以在西方露头露脸。这对知识分子精英有着巨大的不可抵御的吸引力。当然，这就必须自觉地与西方“普世价值”保持一致，以基金会老板的立场观点为自己的立场观点。精英们经常攻击左翼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但他们自己，则是很自觉地反方向与西方老板保持一致。于是，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就表现出这样的特征：1、全面否定共产党的一切，所谓“逢共必反”；2、极端仇视历史和现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极尽诬蔑为能事；3、极端仇视和蔑视国内和海外拥共的，或仅仅爱国的一切中国人。这三大特征，表面是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的民主诉求，实质，不过是西方国家政客通过他们的代理对中国的“民主”诉求罢了。
（二）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
海外民运及其国内精英，由于他们的特征是代理西方反共反爱国主义反爱国的中国人的，我们将之归划为右翼民运。但中国13亿人民并非都是右翼，他们中的很多，是拥共，或虽不拥共也批评共但主张爱国主义的。相对右翼，我将它归划为左翼，虽然这些具体人群的状况极其复杂，是无法按教科书或西方常规以教条的“左右”定义去划分的。右翼人民多，还是左翼人民多？我认为还是左翼多。右翼民运不服气，争辩说，“没有选举，没有自由民调，你怎么知道左翼比右翼多？”这确实不好争论。但反过来，同样的道理，“你又怎么知道右翼比左翼多？”那么，一半对一半，近14亿人民，7 亿右翼，7 亿左翼罢。7亿右翼人民，开篇说过，他们的先进分子，由于长期的勇敢站出来抗拒政府压迫，争取多元民主形式的英勇斗争和牺牲赢得了声誉，又在西方国家的支持和赞赏下，久而久之，被认作了全部民主运动本身，他们的领袖人物蜕变为西方利益在中国代理人后，这个右翼民运的“民主”诉求，竟也被认作了代表整体中国人的民主诉求。一切对他们发出的异议声音，无论来自体制内外或海内外，一概被蔑视和谩骂为“中共走狗”、“爱国愤青”、“文革余孽”，如此等等。在右翼领袖眼里，中国人民的民主诉求是什么，必须由他们来垄断解释，而且只能由他们来垄断解释。再看7 亿左翼人民。他们是一群对中共政权比较认同，或虽不满但尚可容忍，期待改变的人们。他们的大多也希望早日看到各项宪法公民自由的真正实现，但他们更多看到中国的进步，因此更关注中国发展的繁荣稳定和国家主权的完整不遭到破坏。他们相对保守，不愿对抗政府，因此他们从没有自觉地组织起来，去发展代表他们诉求的民主运动。他们没有能够意识到由右翼民运垄断“民主”诉求的危险。他们自己也相信，中国的公民自由和多元政治是一定要来到的，而且不远了，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大分化后的趋势和潮流，但他们不去想一想，这一天真的来到，右翼民运挟长期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西方金钱舆论的支持，垄断了中国民主诉求的霸权，而没有任何有力的左翼人民运动抗衡，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右翼的越来越极端的诉求将节节推进，左翼的捍卫国家完整的诉求将节节败退，中国势必在西方利益的要求下全面崩溃，四分五裂。假使在某个将来，大多数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了右翼民运代理西方利益的本质，在中国“普京”的组织和领导下，重新获得政权，但金瓯已破，那时的中国，已经永远不会再是原来那个一千万平方公里主权领土来养育人民的伟大中国了。所以，现在的左翼人民就应该紧迫地觉悟起来，尽快地组织起来，形成自己足以抗衡右翼民运的左翼民运，在中国民主化来到的那一天，不至于毫无战斗力准备。
（三）中国左右翼民运制衡的历史经验
一党政治和一党专政都不行，必须要在宪政下有强大的反对党对它实行制衡，才能实现国家各阶级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民主。这个道理几乎是常识了。但人们没有深入想一想，同样的，民主运动，一“运”政治也是不行的，一“运”专政更是不行的，有了某翼民主运动后，也就必须在宪政下，发展强大的与之对立的另一翼民主运动对它实行制衡，才能有效防止各自的领袖和群众在激烈的运动中走向极端，以平衡他们的政治诉求，实现国家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民主。文革中的两派“大民主”政治，是很有启示的萌芽。它所以最终失败，未能如顾准所愿：“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以变成进步的动力。”是因为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为中国政治建立“民主的规则”，根本没有打算通过文革群众运动的探索，在中国建设规范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反，用所谓的革命“大民主”破坏了法制。李一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最为痛感的，正是这里。也正是这个两派政治可以用“民主的规则”规范它实现建设性的民主化的可能性，给了希哲至今的启示。89民主运动，完全可以不必血腥收场。不错，后期，自由放任的学生运动越来越走向失控，原始的学生领袖们事后也描述说，那时的广场已经是“谁的声音越大，谁的口号越极端，越煽情，谁就越能获得在场学生群的欢呼拥护”。理性领袖早被排斥一边，没人听他们，没有了发言权。但是，只能靠军队镇压一法了吗？不。其实，这些广场上和上街示威游行的学生和百万市民们，就是造反派。保守派还没有登场。只要政府不予阻止，还不要说鼓励，那时自有绝不会少的郊区大工厂工人、农民和保守市民，会同样的自发起来游行，通过长安街来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他们对走向极端的学生的反对，并提出较为温和的诉求。群众反对运动的出现，必能比政府的劝说百倍有效地遏制广场学生的政治高烧和极端化，使他们恢复理性，与保守派代表一起，共同回到与政府的谈判桌上。于是，89民运能够获得的民主果实保住了，以此为新的出发点可以继续前进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运动和平落幕了。两派不会武斗吗？不会。一切严重武斗，都是政府破坏法制放任的结果。只要政府坚守无论哪派人民均有平等的宪法权利，违者必究，“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哪里会有武斗！站在复仇的立场仇恨文革，根本不能从文革中吸取任何有益经验建设民主的邓小平、陈云们害怕一切人民运动，仇视一切人民运动而无论其左右，剩下的便只有滥施武力，出动军队开枪收场的不二法门了。再看台湾。台湾自多流派的“党外”运动发展成民进党，几十年它是唯一的对抗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运动。执政的国民党和失去政权后的国民党从未拥有支持或倾向它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因此，民进党成为了台湾民主诉求的垄断者。民主＝民进党，民进党＝民主，社会几乎没有任何质疑。它执政后，没有了群众反对运动的制衡，使它可以随心所欲将一己的台独党纲置于全民的一中宪法之上，迅速走向跋扈、极端和腐败、甚至种族法西斯化。在野国民党对民进党的任何批评都被视为“外来政权残渣余孽复辟”的梦想而毫无作用。直到反对民进党的另一部分台湾人民忍无可忍，老民运施明德领导的百万红衫军新反对运动出现，这个民进党垄断“民主”的局面，才被打破。从那时起，民进党才开始有了与它对立的另一翼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制衡，迫使它趋于理性，为谢长廷和新生代开辟了道路。最近的08年台湾大选结束，马英九当选，国民党再上台，人们普遍评论说“台湾民主成熟了”。但要问，什么时候开始成熟？就是红衫军出现的那一天！正是民进党绿色运动有了制衡它的另一翼民运出现的那一天，才标志台湾民主开始走向成熟了。施明德的伟大，就在这里。香港有些不同。97回归前后，香港便存在着对立两翼的民主运动。共产党领导和影响的左翼工人运动有着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根深蒂固，势力雄厚。批判共产党专政的右翼民主运动虽然一度强大，但历史较短，几乎与89民运同步开始，而且它的大多数领袖，都是因六四北京屠城而从左翼决裂出来的各种社会主义者，保钓运动爱国主义者（“愤青”）。只有李柱铭、陈日君等极少数人物，才算得上香港真正的右翼。如果说两翼群众民主运动的制衡是民主社会健康的保障的话，香港右翼的渐趋弱化，失去右翼有效制衡的香港左翼加速极左化，才真是香港民主化的大忧。因此，对中共来说，香港民主化的条件是相当成熟的，双普选完全应该尽快落实，对所谓“港独”的担心，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
（四）海外右翼民运目前的状况
前面说了，右翼的海外民运（主流）一天天成为了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运动。它还表现在：1、它的经济支持来源于西方国家各类基金会，或还没有得到但希望得到的经济支持，其眼光只能朝向西方国家各类基金会。台湾发生的变化因素这里暂不讨论。2、它的领袖不是政策、能力与组织的竞争，而是竞争“洋人认你”的地位。一旦“洋人认你”，你便是资源的掌控者和垄断者，也就是民运的万年领袖和绝对统治者。吴宏达不说他，你看魏京生的“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万年的主席，何曾是据它说“联席”的那些民运组织选举和再选举出来？“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名堂不过是魏京生的私人平台。中国的民运“领袖”实质由洋人选择出来。个人不奇怪，最奇怪的是从未遇到视“民主”为圭臬的民运任何挑战和质疑，为什么？就因为“洋人认他”。这在海外民运，是公认的定律。在中国民主党罗德岛代表大会上，唐元隽带来了“纽约主流民运”意见，提出王希哲退下来担任民主党顾问，也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因为有希哲的名字挂在那里，就难以得到任何基金会的资助！”3、理论上，“人权高于主权”，将其抬高为举世必须膜拜的“普世价值”，是右翼的海外民运及国内右翼精英代理西方国家对中国利益的基础理论。国家主权，是人民最高的财产权，也就是人民最高的人权。主权本身就是人权的体现。右翼民运和精英总是标榜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但“人权高于主权”的理想境界，一定是共产主义。如果“人权高于主权”，拿美国来说，全世界的人类只要自己人权的需要，就应该自由地进入美国，享受美国的一切。美国不应设置任何边界。只要世界各国还有边界，只要进入美国还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签证，美国就在告诉我们：“主权高于人权”。当藏独暴力抢夺奥运火炬事件，引发了西方各国中国留学生和侨民抗议示威的时候，白人对他们大吼：“这里是法国（这里是美国），滚回中国去！”就是西方在最有力地教育中国学生：“主权高于人权”！但右翼的海外民运及国内右翼精英们必须强调“主权高于人权”，为自己代理西方国家利益提供合理辩护。欢呼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外，甚至他们那么着急，北大教授焦国标出面，一再呼吁美军早日打进北京，把“人权”带给中国人民。这决不是右翼“愤青”一时激动之词，焦教授为此得了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杰出民主人士奖”呢！呼吁美军打进北京，是右翼“杰出民主人士”的模范。若问，一个国家的政治势力，不允许代理他国的利益么？允不允许，各有法律层面的说法。但它却是民主社会的普遍现象。当今天的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你侬我侬之时，哪个国家不希望扶植他国亲自己的政治势力代理自己的利益？西方国家极力鼓励和支持他国无条件地民主化，是为了什么？“解放全人类？”也有一点，但功利所在，就为了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同样希望扶植他国亲华的政治势力代理自己的利益。事实上，除非战争状态，一个民主开放的国家内部，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倾向代理他国的利益，对这个国家稳定它的国际关系，也是必要的。但中国的基本利益，必须要有捍卫整体中国利益的政治势力来承担。它便是与右翼民运对立的，本身成分复杂而广泛的左翼民运。
（五）左翼民运兴起及其新的经验
这次反藏独暴乱保奥运火炬海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它最伟大的意义，是第一次让西方听到了他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中国人民的另一部分主动站出来发出的强大声音。过去，西方政客只能听到右翼海外民运发出的声音，这些声音实际是他们自己声音的反射，但他们深信不疑这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声音。不但西方政客被误导了，右翼民运自己也早被自己误导了，也都以为自己的声音就是中国人民的声音。这一回左翼运动出来，他们才恼怒不安，如五雷轰顶。无论他们怎样习惯性地咒骂这些成千上万青年们的反对声音是“中共走狗”，“愤青”，“爱国贼”，把他们描绘为中共收买或没有头脑的少数，都无损这场席卷全球爱国群众运动风暴对他们压倒性的强大。就像过去他们错误估计，只要有了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共一定明天崩溃一样，这次，右翼们也盘算，只要西藏喇嘛带头一闹，海外藏独就闹；海外藏独一闹，全世界就围绕奥运火炬闹，共产党退让，国内也就闻风而动全民“起义”跟着闹，共产党就完蛋，中国就轰然崩溃。不料，全然相反。长期沉默的另一部分中国人被激怒了，他们一下子团结了起来，奋勇地站了出来，向西方对藏独暴力说不，保卫奥运火炬。国外国内，一场与右翼对立方向的全新的爱国民主运动欻然兴起了。遭到沉重打击的右翼现在寄希望中共政府出手来帮助他们了。他们恐吓中共政府说，啊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双刃剑呀！”双刃剑？有哪两个刃？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中国人就要反抗，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一个刃是向内的，是向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又有什么不好？很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右翼那么恨共产党政府，要它垮台，怎么忽然又爱护起政府来，深怕它被爱国主义的“双刃剑”伤害了？无他。无非是自己对左翼爱国运动的兴起恐惧而一筹莫展，企图恐吓一下中共，借助中共的手去消灭自己的这个天敌于萌芽中，自己看热闹罢了。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们注意。现在，左翼爱国运动还在向纵深发展。它已经有些怎样的初步经验，值得我们提出呢？1、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中国有意无意的歪曲，大多发生在留学生爱国运动兴起之前。左翼民运一兴起，这类歪曲和右翼的行为立即收敛，气焰立降。有助于西方正面人士兼听双方诉求客观了解中国。这种群众运动力量达到的结果，是一千个政府发言人哓音瘏口也无法达到的。2、必须坚持群众运动的和平理性，提高运动的策划、组织水平。运动告一段落后，各地运动的组织者应该串联开会，建立联络组织，总结经验，培训队伍，做到“打一仗，进一步”。3、西方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西方。这次爱国运动，是使西方“平等待我”的运动，决不是反西方运动。运动的口号和目标一定要充分考虑“有理、有利、有节”。4 、正确看待右翼的谩骂。接受谩骂中的合理意见，把这一切谩骂视为制约自己的运动不致走向极端而失败的最佳良药。5 、运动正在向国内发展。国内运动缺乏组织。任何无组织的群众运动都是容易走向极端的。海外爱国运动的联络组织应该迅速担负起责任来，依托网站和各种方式，指导国内爱国示威运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立场。和平表达自己的意见，任何做法，切忌一哄而上。决不可脱离最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接受度。同时劝说政府，必须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保护和对待群众爱国运动，做到运动最终的和平退场。
（六）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胡平一再说，“共产党是靠杀人维持它的统治的”。他大错了。这一次共产党危难关头，他应该看到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持共产党统治的了！这次左翼爱国民主运动最大特点，是它团结了海内外华人及时帮助中共政府渡过了难关，但它不会减轻了中共政府民主改革的压力，相反，更增加了它加速改革的压力。爱国学生和华人在这场奋战中，最感吃力的是西方人对“中国不民主”的指责。他们的回应只能是，“中国正在改革，中国会一步步好起来。”这样艰苦而委屈的回答，中共政府也是听见了的。除非让这些自己的基本群众也绝望，使自己最终失去全部的统治基础，共产党应以提出改革实际步骤的行动，作为对左翼运动在危难中极大帮助了自己的报答。过去，中国的改革总是由右翼提出。邓小平以来，只要提改革，提“解放思想”，永远是右派的改革，右派的解放思想，右得越极端越表现“解放”。右派精英垄断了“民主”和“改革”的话语霸权，左派处于被压迫状态，它的任何诉求都被斥为“倒退”，“改革”成了右派对左派的专政。它的类似结果，在苏联东欧引来了灾难。从此，使中共畏民主改革如虎。今天大不同了。左翼民主运动兴起，过去国内孤军奋战的左派人物有了群众运动的依托，一个足以抗衡右翼民运的左翼民运就产生了。左翼右翼都有了克己的天敌，政治生态环境得到改造，两个集团的诉求就都不能在运动中片面走向极端，共产党动用专政机器镇压失控走向极端的群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便大大下降，法治开始确立，这才意味着中国民主开放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国内长期强势的右翼精英们就能与回国的海外右翼民运结成新的集团，抗衡左翼运动了。民主，无非是全体人民都能根据自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愿望自由地提出意见和批评，并将这些批评意见综合转化成政府的政策。左翼民运兴起，对立老资格的右翼民运，意味今天中国民主已经开始。并不是右派垄断的“民主”才是民主。当然，不能停留于开始，它还要走向多党的政治，多党政治才是民主的正题。左右翼民运的发展恰是为多党政治建立了基础。左翼民运为基础发展出来的政党，必是共产党的同盟者。共产党有了这样的经受过群众运动锻炼的强大的同盟者的支持，它也就可以逐渐有了信心，愿意与各政治党派玩民主游戏，最后放手人民自由地选择，而免除交出政权的恐惧了。若问，共产党有了左翼民运和政党的安全保障，仍然不愿放弃一党专政怎么办呢？我们说过，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是今天中国经济利益多元化后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多元的改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担心的，仅仅是共产党专政崩溃后更黑暗的右派专政。只要避免了这个前景，中国民主化由于左右两翼力量的平衡得以健康到来和发展，其他，就是根本无需担心的了！那么，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究竟是什么呢？右派理想的“民主化”，是由它垄断的“民主化”，是共产党向西方支持下的右翼步步退让，最后交出政权，实质由右翼代理西方对共产党和全部左翼群众实行专政和清算的“民主化”。右派是凌驾社会的“胜利者”，西方老板坐在他们的后面，共产党的下场等待他们的发落，他们可以宣布宽赦共产党不予清算，也可以不宽赦要清算，一切取决于右派中温和派与复仇派争斗的结果。但按他们的价值观贯彻的“转型正义”是一定要进行的。历史旧账，右派有右派的“正义”，左派有左派的“正义”。决裂和内战就来到了。社会和国家就无可避免陷入大动荡、大破坏和大分裂。这不是“民主化”成本过高的问题，而是根本就属反民主的问题。总之，右翼旧思维下的中国民主化，是社会崩溃型的民主化。有了东欧台湾经验和共产党自身的变化后，这在中国已经完全没有了和平实现的可能。既然中国民主化一定要来到，而右翼民运由西方扶植和支持，那么共产党就应该有意识地扶植支持左翼民运，使两翼力量一开始就有了均衡，这时开放宪政规范下的民主化，“使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就一定能够是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了。两派均衡下的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这就是希哲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
2008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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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某民运朋友的读后评论
希哲先生眼光独到，他尖锐地指出：“这次反藏独暴乱保奥运火炬海内外群众运动的兴起，是中国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这次左翼爱国民主运动最大特点，是它团结了海内外华人及时帮助中共政府渡过了难关，但它不会减轻了中共政府民主改革的压力”。回顾最近几年，在很多群体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除了当事者和路人巧遇以外，不少朋友都是从手机里，电脑上得到信息而赶去参加的。尤其在这场反藏独保奥运的群众运动中，各地民众通过手机短讯，网络联系一夜之间就能号召千军万马冲上街头，这种斗争方式对任何统治者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拉萨骚乱是西方的杀手剑，虽然没有击中要害要也让中共出了一身冷汗，以我只见，对西方利用藏独大搞敲诈勒索的流氓行径，中共除了忍让就是妥协，否则别无他途。这种两面手法既需要高超的技巧又要绝对的保密，一但漏怯，反藏独保奥运的广大群众必然要杀回马枪，必然要火烧赵家楼。用不着右翼民运的提醒，谁都知道爱国主义是双刃剑，正如希哲先生所说：“一个刃向外，是对着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中国人就要反抗，这个刃有什么不好？一个刃是向内的，是向着政府的。如果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欺侮软弱，不敢抵抗而卖国，人民就打倒它。这个刃又有什么不好？很好。五四运动使用的，就是这个双刃剑。右翼那么恨共产党政府，要它垮台，怎么忽然又爱护起政府来，深怕它被爱国主义的双刃剑伤害了呢”？
在奥运过后，西方或许降低对中共的压力，藏独或许就此善罢甘休。但是，工人下岗，农民失业，物价飞涨，股票大跌等各种社会矛盾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尤其是对共产党内的贪污腐败分子，中国左翼的各路英雄豪杰早就摩拳擦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股新兴势力，这股新兴的左翼势力才是中共的心腹大患。所以希哲先生那句“共产党就应该有意识地扶植支持左翼民运”的话还值得认真推敲。
“两派均衡下的社会建设型的民主化，这就是希哲中国民主化的新思维”。这项新思维的出发点是善良的，结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