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田力为先生关于40多年前文革晚期的那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了问题，问得很宽泛，但核心问题无非是，那时我们主要针对什么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它是怎样性质的“民主与法制”？它对今天的意义？
回答有点困难。我思考了几天。必须实话说，那时，我们李一哲（我是“李一哲”思考的主要承担者和执笔者）主要针对的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在文革后期的极“左”倾向，展开批评，提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口号的。用项观奇的说法，“李一哲背叛了毛主席”。故今天谈这些似有些不太合时。因为今天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左派正在抵抗党内外右派30几年“彻底否定文革”的极右造成的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社会困局，极力肯定毛主席和文革，将极右错误倾向扭转过来。而我是支持他们的。但既然来问，还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说一说。
必须从1968年7月，毛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说起。
这次召见，北航韩爱晶壮起胆子，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所谓“韩爱晶天问”，这一问，把在座的周恩来、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等衮衮大员，全吓得呆若木鸡，“大家都很紧张，神情都变得很严肃”。韩这样记叙的：
“在毛主席和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在想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这个问题，早已压在我心里很长时间。我想问毛主席，可又不敢开口。几个小时过去了，我想今天不问，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问呢？今天不问，今后要后悔的，主席百年之后怎么向人民交待呢？
于是我鼓足勇气问道：“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 ----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韩问得尽量委婉。其实，大家明白，问的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你要死了，不在了，下次文化大革命还能怎么搞？！”大不敬！
这个问题，正是1968年全国造反派面临普遍镇压，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显然准备收场，造反派红卫兵中思想敏锐的人士，普遍思考竭力以各种方式解答的问题。韩爱晶代表他们把它当毛主席面提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本来的对象，是揭发“党内走资派”，批判资本主义路线。但在千千万万群众那里，早变成了对欺压他们的当权派官僚的揪斗，对镇压群众运动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抗批判。但中央上层，可以揪谁批谁斗谁，不是以什么走不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决定的，而是以“哪个司令部的人”来决定的。“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是不能冒犯的，冒犯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要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只有被“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透露或抛出某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才能去揭发、揪斗。因此，当林彪还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时，他手下广州军区各省的干将们无论怎样的血腥镇压造反派，都不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只能俯首，是不能反抗的。但林彪一倒，忽然成了反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的手下干将也就忽然成了“反革命死党”，成了造反派不但可以而且被鼓励策动去揭发揪斗的了。
王希哲是造反派。当然赞成文化大革命。但是，这真是人民民主的文化大革命吗？“走资派”和腐败当权派，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一切以是否反对或触犯了毛主席为准。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真的还能“进行多次”吗？真的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障社会主义的前途吗？毛主席死了怎么办？以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不是差点就林彪了吗？何况，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毛主席不在了，党中央最高权力被修正主义篡夺后的一场演习。但既然党中央最高权力被修正主义篡夺了，它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了，你怎能反对它呢？王希哲想的就是这个问题，韩爱晶想的也是这个问题。王希哲没有机会，韩爱晶有了机会。他向毛提出来了。但毛主席没有认真回答。他说：
“ 没啥大事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
王希哲对这个回答是不满意的。他想，为什么不可以把人民与修正主义当权派（实际官僚主义者阶级当权派）斗争的权利作为一种民主的法律制度确定下来呢？有了法律制度的保证不是比抽象的“跟人民在一起”更可行吗？韩爱晶问的是，若那时“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怎么办？毛的回答是“跟人民就行”，但那时恰是“他也说自己是人民”，怎么办？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不都说自己是“人民”吗？毛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
“韩爱晶天问”后几年，王希哲感到，不必毛主席去世，毛主席现在，已经在犯错误了。毛主席庐山会议否定了林彪陈伯达主张的“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的《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所谓“唯生产力报告”，肯定了张春桥仍置国民经济发展于无足轻重地位的“继续革命”政治报告，明显是左倾错误了，闹出了极大风波。九大以后，人民普遍的愿望已经是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文化，提高生活质量，努力四个现代化，又来了林彪事件，中国人民寄予的希望和政治拥护的重心更越来越倾向了周恩来、邓小平。毛主席中央文革人物越来越脱离了人民的愿望。王希哲认为，人民应该有批评毛主席的权利。若在毛主席身前，人民就有了批评毛主席的权利，也就不存在毛主席身后：“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分裂内战危机了，任何正取或“篡夺”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人物，也就都没有资格再宣称自己是可以不受人民批评反对的了。
李一哲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李一哲大字报大篇幅揭露和批判了文革后期大量的极左问题，许多人更关注了这方面的揭露和批判，但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其实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这样几条：
1、给予“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化。除了刑事犯罪外，“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即再没有政治犯。
2、无产阶级专政应是全阶级的专政，即全阶级的民主，不能是一派的专政，一派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若变成了一派压一派，一派专政一派的“派别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将变成“最厉害的杀人武器”。也即，无论造反派、保守派；走社派、走资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在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制度下，都应拥有平等的民主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应将另一方视为敌我矛盾，予以专政压迫。
3、“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是错误的，是披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宗法原则。它在文革中成为了通行的非法的“法律”，窒息人民，“取消了八亿个大脑”。实行这条封建法律，那末，“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从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保护的对象了！”
这三条，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主张的根本。
现在还有左派朋友责难说，李一哲的这大字报，不但为两年后，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人物和毛主席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准备，甚至为那年十月的中央右派政变，作了舆论准备。这点我不作辩护。我只要问，李一哲大字报对40多年前文革后期的社会各极左现象的揭露批判，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口号，和那几条主要的法制建设主张，是错的吗？即便以40多年后今天的眼光看，他们所提出的，是错的吗？李一哲反对中央文革人物动辄以敌我矛盾处理党内外不同意见，右派政变了，将中央文革人物入瓮亦作敌我矛盾处理，难道江张姚王们自己真的没有责任吗？虽然希哲坚决反对右派对“四人帮”们的政治报复“审判”。今天“毛派”若完全否认毛主席文革期间确曾有过的过左处理党内矛盾的错误，是难以服众争取最大多数人群的支持的。无论左翼右翼，“实事求是”，才是他们争取人心的根本所在。
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右派上台，若毛主席身前就在民主制度之内可以接受人民批评的，邓小平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代核心”的不可批评的领导人吗？邓小平曾支持和向世界作介绍的“民主墙”，不正因为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批评，而被取缔镇压的吗？及至宪法权利的“四大”都连带取缔了吗？若民主制度确立到了邓小平不能以个人意志破坏，而人民有权批评，中国会演变到今天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不可收拾，甚至以邓小平自己提出的标准衡量改开，都“走了邪路”了吗？
如今呢？田力为先生问：
“这份大字报发表之后，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变革幅度之巨大，堪称空前绝后，有了这样的马后炮优势，再回顾我们当初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社会演变和史实，也许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理清一些从前说不清楚的事情。不知道老王社长对于大字报的内容，以及后来的事实演变，有什么样的新看法和认识。”
啊呀。谈如今，那是太敏感的，够了，为了此篇的尽可能不被“和谐”，我也就不多“妄议”了。
至于老田提到希哲“在《走向黑暗》的自传中，说写作的当时就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这可能有误。希哲那时一直是鼓吹回到中共七大路线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甚至直到现在。所以他才完全支持习近平的“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也即两个三十年的辩证否定，这实际是中共这60余年经极端的一左一右两次大幅摇摆之后，寻找出来的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比较理性的比较符合中国发展实情的道路。这点，希哲与今天他所支持的不少左派还是有距离的。希哲需要检讨的是，当年因毛主席对“四五运动”的镇压所引起的激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毛主席文革后期的批评和否定，过于激烈尖锐了。这情绪反映在了他的自传《走向黑暗》中。希哲在纠正它。
但老田有一个问得好，我特别注意到了。他提到法国学者克罗齐埃有本书《法令不能改变社会》，里面说：赋权靠立法解决不了。这为后来的事实演变所证实。
是的，1975年宪法赋予人民的“四大”权利，邓小平不是轻轻一挥手就取消了么？但89民主运动，全国数百万人民一样来使用它，直至六四镇压最后终结。其实，文革期间，人民的大字报权利，结社出版权利等，也是毛主席要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民主，要确立为一种不可轻易更变推翻的制度，它的确不是纸面哪怕宪法书写赋予的条文，而是一种社会已经现实的阶级和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反映。你可以争取一种民主制度，但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你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能够将它争取到怎样的程度。你没有某种程度的力量，你就没有某种程度的民主。以为西方民主制度好，可以照搬过来，只能天下大乱（有人又要说台湾。台湾“民主”是中美鸟笼笼罩着。没有了中美鸟笼，台湾早就内战。即如此，国民党也面临了被最后的和平消灭）。
为什么老王如此重视今天左右两翼民主运动在相互的博弈中积聚有形无形的组织和发展？因为它们正是“由群众起来追问政权的公共性目标或者服务方向”的运动。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中国社会现实的民主程度，也愈将有力地影响中共党内左右力量的消长，制约着中共按最大多数人民利益发展的路线，然后，这力量的合力才可能造就一种难以动摇的民主制度。这运动是渐进的，不以革命“推墙”为目的的，也就有利社会稳定的，也许在这里，我们能如老田所问“找到一种不那么刺激统治阶级成员导致低烈度镇压或者不镇压的反抗机制？”
总之，《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近半个世纪了，它仍闪耀着光芒。
希哲也深切怀念营救“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出狱，并平反《民主与法制》的习仲勋书记。他已逝世15年了。墓木拱矣，我心靡靡。
2017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