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先生为号召“反思”文革，近日介绍了一位文革中被处决的陆洪恩先生。他安了一个题目，叫《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非常耸动眼目。

      原来，这陆先生是一位音乐指挥家。在文革中的上海被处决了。于建嵘先生很肯定他是“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要人反思。

      但“反思”什么呢？反思文革不应该处决高级知识分子么？文革，什么时候说过它的方针是要“处决高级知识分子”呢？读了于先生的题目，也许我们能够反思：“文革不应该处决高级知识分子”。但要问，“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处决，谁能处决呢？工人能处决？农民能处决？干部能处决？低级知识分子能处决？学生能处决？若都不能处决，那么我们的反思就应该是：“文革不能处决任何人！”，如此，又何必单挑出“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来激人神经，耸人眼目呢？要知道，公知们若是写“文革中被处决的第一个普通工人”，那就太没劲了，太掉价了！

      陆洪恩先生文革中的死，就不需要反思了吗？要的，一定要的！据于先生介绍的文中说，陆洪恩先生被处死，因为他被打成了“反革命”。为什么打成“反革命”？因为他为吴邓廖“三家村”鸣不平，他高呼“修正主义万岁！”

      原来，陆洪恩先生文革中的被处决，不是因为他是音乐指挥家，不是因为他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是“反革命”。

      但，

      “反革命”就应该被处决了吗？

      怎样才算是“反革命”呢？

      像陆先生这样，仅仅为吴邓廖“三家村”鸣不平，高呼了“修正主义万岁！”，就可以算是“反革命”了？就可以被逮捕，被“处决”了吗？如此等等

      我们应该对文革反思什么？反思的，应该是这个！

      因此，被处决的陆先生不在他是否“高级知识分子”，而在他是否“反革命”，以及即使他是反革命，以如此的言论，是否罪该处决。

      我老王（当年小王）在文革中也因“反革命集团”险被处决。但决不会认为是“文革处决学生”，而是“小王究竟是不是反革命”？

      “小王”40多年前反思文革，写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就向毛泽东和四届人大提出了：

      “四届人大应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等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这意思是明说了：即便所谓“反革命言论”，也不应受到专政。这才是真反思文革。

      从于建嵘的标题，又想起了所谓文革“学生打老师”。这也是公知精英30余年来“反思”文革，最喜爱使用的刺激神经，耸动眼目的题目。

       我们眼看，“改开”几十年来，“老师奸学生”，“学生打老师”数不胜数，怎不见“反思”，倒是文革初起无非那一两个月里的某些学校“学生打老师”，就“反思”的那么痛苦，没完没了？

      其实再深想想，文革学生何曾打过老师？或者说，文革中哪位老师，是以老师的身份被打的？以著名的卞仲耘来说，她的被斗，被打，被死，难道因为她是老师吗？若是，为何北师大女附中的老师们不见通通都被斗，被打，被死，全中国的老师们不见通通都被斗，被打，被死，偏偏只有卞仲耘，和“卞仲耘”一类老师被斗，被打，被死？说明，卞仲耘和“卞仲耘”们被斗，被打，被死不是因为文革要学生去“打老师”，而是文革（刘邓路线时期）要学生去揪斗老师中的“反革命”和“修正主义黑帮”。因此，学生打的，不是“老师”，而是他们所认为的（或被刘邓路线工作队抛出来的）“反革命”“黑帮”。

      于是，我们才能弄清我们究竟应该“反思”什么。

      不是“反思”什么“文革学生打老师”，文革根本没有什么“学生打老师”，只有学生打“黑帮”。但是，我们可以像文革中那样随意把人（比如把某些老师）打成“反革命”或“黑帮”吗？即便是所谓“反革命”或“黑帮”，就可以随意目无法制地去斗人，打人，直至把人打死吗？

      这才是对文革实事求是的反思，所应提出的问题，所应总结和得出的教训。那些诉诸煽情的所谓“文革处决高级知识分子”，“文革学生打死老师”类，不是真要反思文革，不是真要得出教训以利将来，而是蓄意要把文革描绘的一片黑暗恐怖，让认为文革总还有它另一方面的积极意义的人们，左翼的人们，不敢说话罢了。

2016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