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但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不是为了所谓“反共”，而是为了人们了解，一个革命党，在它的青少年时期，也多是会犯错误的。但它会“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共产党就是这样。面对事实向历史学习，有了更多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对今天的“小青年左派”们，会更是有益的。
“左派”们一听到“关于蒙古独立，中共方面的责任”，就立即跳起来，大骂老王。说：“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承认的，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国民党承认了，是它的责任。你共产党立国了，你承认没有？你承认了，就是你的责任了！
香港是一百几十年前大清割让出去的，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更与共产党有什么关系？但共产党必须收回它。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香港，我就是李鸿章了！”说明了，邓小平明白，哪怕是前朝，前前朝政府卖了国的东西，如何应对，责任就在你的身上。你要承认了，你要不收回了，你就是“李鸿章”了！
中国共产党革命，宣言要废除前朝一切与外国列强所定的“不平等条约”。当然就包括了国民党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政策下签订的将蒙古从中国割裂出去的不平等条约（国民党后又撕毁，不予承认），重订维护国家主权新约。但中共毕竟没能这样做，建国没几天，便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交，正式承认了蒙古从中国的分裂出去，独立建国。这怎么不是中共的责任？为了向国民交代，中共权威人物，权威报纸连续发表文章，为蒙古独立建国辩护和中蒙建交欢呼，这怎么能说，中共方面没有责任？
中共这个错误，其根源，就是在其青少年时期，教条地全盘接受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权”主义。
我们看：
一九二九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杂志《布尔什维克》曾指责国民党说：
“最无耻地，到現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
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国的地域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
中共没能否定国民党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很快承认了蒙古的独立，归根溯源，就在这里，非一日偶错。所以，当中国人民发生了怀疑之时，1950年2月24日人民日报这样解说：
“蒙古的独立，就是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承认蒙古独立，不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同时对每个真正爱国的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值得欢呼的事。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独立。事后又大肆造谣，侮蔑人民的蒙古，侮蔑苏联与伟大的世界领袖斯大林。并说，‘蒙古独立是中国领土的丧失’。反动派这样说原也不足为怪，可怪的是，我们人民中有的人居然也有宗主国的情绪，似乎蒙古也非得划在中国版图上不可以似的。这实在是中了大汉族主义的毒。”
（郭沫若就此事的著名文章，附后面）
但这人民日报说，“承认蒙古独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示”，我尚未查到直接资料。我印象，毛泽东确立共产党的地位后，对盲目“民族自决”，似是不感冒的。七大报告，已经不提“民族自决”可以脱离中国独立建国。当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大西南入藏在即时，毛发现邓还在唱“少数民族自决”的高调，立即批示给予了纠正，要求今后不可再提（见毛泽东年谱）。这期间，建国前后，毛泽东多次向米高揚直至直接向斯大林，试探提出过蒙古回归中国的问题，遭到决绝。毛无奈，只得表示：“不保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可见，蒙古从中国领土的分离和独立，是共产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国际主义”路线的结果。建国前后，毛虽然已在中共党内确立了权威，但对苏，仍无法坚决对斯大林说“不”。直至斯大林去世，中苏共的决裂。这是中华民族沉重的损失和教训。
再说一遍：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历史，只是为了获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2020/10/5
附：
民國38年8月14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刊載郭沫若在8月12日為《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台對全國的廣播詞》的文作，名為《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內容如下: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
郭沫若
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於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
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後，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後，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
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後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後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今年四月，我們中國代表團到歐洲去，在捷克的布拉格參加擁護世界和平大會的時候，外蒙古代表團的團長齊登巴而先生，曾經為我們革命戰爭的輝煌勝利向我們致敬。他說：「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稱霸的時候，蒙古人民是寢息不安的，今天民主中國做了東方的盟主，我們蒙古人民就可以放心了。」
請看看蒙古朋友們的這種坦白的風度吧。難道我們不應該有同樣坦白的氣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