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追求社会进步的志士仁人，辛亥革命后，脑袋里顽强地永远地有一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似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天，这个美满的，普世的民主社会理应在中国现实存在了。以后发生的一切，革命，再革命都必须拿这个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去作检验，度量，裁决，凡不符合这美满民主国图景的及其政治代表人物，都是对民主的背叛，对共和的背叛，是“窃国”，是“假民主真专制”，是反动的倒退复辟，因此，要一再的革命，再革命。
但是，中国现实存在过这样一个理想的普世的民主国吗？一天都没有过。既然一天都没有过，又何来“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呢？而且，为什么因不满背叛而按理想民主国图景去一再起义的革命的领袖们，付出多少牺牲，成功了，他们又都无一例外地“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了呢？真是他们的个人人格问题么？他们存心“欺骗”人民么？怎么就没有一个最后证明不欺骗人民的伟人获得成功呢？过去没有这样的伟人，今天我们有了的新的伟人再去按那民主图景革命，他们就不再“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假民主真专制”了么？
问题就在，用辛亥革命后那从未存在一天的先验的民主国图景，去检验、度量、裁决中国社会后来每个历史阶段的现实发展，判定它的性质，这种近代完全统治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历史观，是片面的，错误的。这种近代史观，给我们的基本描绘，是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倒退复辟的历史，就是一部袁世凯、北洋军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代一代的革命人物不断地“窃国”，背叛那个没有存在过的辛亥民主国图景的历史。
这个近代史观，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极大，它至今，还是中国进步思想人物和一切进步运动的统治的历史观。
王希哲的近代史观现在不是这样。他把辛亥革命迄今的历史，视作一部不断进步的历史；视作越来越向辛亥后那幅先验的中国民主国图景走近的历史。
用什么标准来度量呢？用国家政权公有化的扩大程度来度量。
在王希哲看来，政治民主化，就是国家政权的公有化；民主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权从私有逐步向公有演化、过渡的漫长过程。
国内外千年，数千年，国家政权，或曰“江山”、“天下”，是皇家的私产，主权在君，“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民主，就要把国家政权从皇家私产变为全民公产，主权在民，“天下为公”。
私有转为公有，何等巨大的落差。我们现在知道，在一个国家，哪怕一般生产资料的私有转化为公有，都将要有一个多么艰巨漫长的过程，何况国家最根本的重器，操控着国家最广大财富资源的国家政权，它的从私有转化为公有，谈何容易！辛亥革命，一炮之后，就能“天下为公”？四万万中国人就都能“主权在民”人人获得他普世的民主权利？一切不合于这个浪漫想象的现实都是“背叛”？神话了！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国家政权从满清皇家落到了北洋军人和前清旧官僚手里。这革命后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分配正是符合了那时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在北洋军手里，是这个实力最后逼退了满清皇家，无论南方革命党乐不乐意，国家政权只能这样分配。
北洋军政权代表的是中国什么势力呢？是前清旧官僚和贵族大地主的利益。这个圈子的专政，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是进了一步，是旧贵族官僚和旧军事长官的上层民主联合专政了。这个民主联合专政甚至领导击碎了袁氏家天下的一次真正复辟活动，捍卫了“民国”。
然后，国家政权又从北洋军人手里落到了以北伐党军为后盾的国民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二次国家权力分配。之前，国民党屠杀了它的盟友共产党，不允许它参与分配。国民党独占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又比北洋军事官僚集团扩大了，国民党代表的是全中国大地主富农阶级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上层民族资产阶级。这几个中国权势阶级在国民党领导下联合专政，排除一般工人农民市民知识分子出民主。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甚至对北洋旧军人旧官僚小圈子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却又是进了一步了。
最后，国家政权又以“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果从国民党手里落到了共产党手里。这是辛亥革命后的第三次国家权力分配。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独占了国家政权，但它的阶级基础又比国民党更扩大了。共产党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和一切城乡基层民众利益，它曾经为反对国民党团结过城市中小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势后打击了他们，边缘化了他们，但共产党的社会阶级基础，仍然比国民党广大得多。显然，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样，对那个辛亥先验民主国图景来说，自然还是“背叛”“窃国”“倒退”“复辟”，但对满清国家政权的家天下，对北洋官僚集团，甚至对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来说，它的国家政权公有化却又是大进了一步了。
但是，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即民主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共产党的原教旨理论，想用消灭私有经济，社会经济全面公有化的方式来实现人民民主化，甚至激烈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它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失败？终究还是那个原因：“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共产党不得不退一步，培植私有经济，实行国民经济多元化。这样，它的政权就不得“落实政策”，“改革开放”，从新扶植曾被打击的城乡民族资产阶级和扩充容纳新发生的资产阶级利益，使共产党都能“三个代表”，“全民党”化。
另外，更重要的，中国国家政权公有化过程，现在，还只能通过“党天下”的形式来逐步前行。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中国经济结构，它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并由此扩大为国家权力的分配方式，还只能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你说你资本家的资产是一分一厘积攒起来的，不能公有，共产党的江山就不是一刀一枪，牺牲数千万人流血打下来的？为什么就得公有（民主！）？在这个分配方式下，共产党“打了江山”，就要由共产党“坐江山”，天经地义，这是传统的中国一般人民都承认而且视为当然的政权合法性来源，它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政权更迭深植心理的根本大法，无上天宪，其实，它仍然反映了“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哪家逐到归哪家所有。
上面说了，迄近代，爱新觉罗清家失其鹿，北洋军、国民党、共产党三家共逐之。
北洋军把这鹿得到了，“天下”属北洋军了十几年（差点还私属了袁家）；
后来，是蒋记的国民党把这鹿得了，“天下”便又属了国民党二十几年（一隅台湾不计）；
最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终于还是毛泽东的共产党把这头鹿得了，“天下”便自然属了共产党，还能属谁？
文革1968年，清华万润南、周泉缨提出了一种“4.14思潮”，说是“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声称它这个思潮“必胜”。毛泽东就很不喜欢。他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对他们说：
“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不要以为这是共产党得江山后，毛泽东才说的话。共产党得江山前夕，“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口号盛行，毛泽东就没有根本否定这个口号，那时他说：“‘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
普世民主精英会反对。他们说，“天赋人权”。天下应该是人民的。共产党打了天下，“枪杆子不能授权”，现代文明社会，还需要全民选票授权，政权才能合法。
凭什么“天下应该是全民的”？天下是全民的，即全民民主的，只能建立在全天下公有制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全天下共产主义之上！---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私有制之上不可能有真正全民公有的政权，即私有制之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全民普世民主。现在的公知精英，又要西方的经济私有化，又要天下政权公有化，漂亮口号后面掩盖的，只能是私有化经济之上实质的国家政权大资产阶级集团私有。说这都是“天赋人权”，是18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说的，是上帝给的。是上帝给的，你就请上帝与共产党交涉去，看看上帝凭什么有权满世界“赋”这样的“人权”！
“天下应该是全民的”。应该！但它不过是一种美好政治理想，它不是什么“天赋”的，而是人们认识到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结果所必然的。因此，恰恰是要由人去赋予这理想法律的意义的。任何的政治权利、“人权”，只能是现实经济条件变动及其制约的文化发展再加人民能动的斗争和革命，一步一步争取获得的。“天赋人权”，不过是18－19世纪西方革命家为自己的阶级剥夺皇家一家江山的叛乱披上神圣外衣，借上帝来追认它自己阶级革命的合法罢了。
那么，再革命，推翻共产党如何？困难还不在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问题在，你凭借中国哪些阶级力量去推翻共产党？中国新资产阶级是依附于共产党的；凭借右翼知识精英？笑话。那么，再次凭借对共产党私有化不满的工农基层人民？他们今天大体对共产党还是满意的。让一步，即便你有了毛泽东般的雄才大略幸而成功，经济结构的社会文化仍会强制你按照“打江山坐江山”的按劳分配规律，去为你的革命追随者分配国家权力，你就仍然要把共产党已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不以你革命前的浪漫主义理想为转移。
所以，今天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政权公有化的过程，也即民主化过程，一定要经历一个“党天下”演变扩大的过程：
毛泽东时代，是“党天下”的一人独裁专政时期；
邓小平时代，是“党天下”的元老寡头联合专政时期；
江泽民时代，是“党天下”的幕后寡头专政向小集体民主专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完成了党最高领导职位交接的初步制度化；
胡锦涛时代，是开始了的“党天下”小集体民主专政时代。
这就是所谓“党内民主化”的发展，也就是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胡锦涛之后，这个总趋势还必将继续发展，其表现形式如何，社会各界已经有了各种的估计和设想：“派系民主”；“党一分为二”，“党一分为三”，“党主宪政”等。但无论如何，它要完成的历史阶段任务是将党天下实现到它的最高境界---全党民主化，全党共有天下。然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党内各派反映的社会阶级力量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变动，无可避免地突破党天下的利益范畴，发展为全民民主化，也就是最终彻底地实现辛亥理想，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巴黎公社理想：国家政权全面公有化，全民民主化！
认清这一切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哪里呢？
如果我们坚持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对“天下为公”的先验民主国蓝图不断地被“背叛”“窃国”“倒退”“复辟”史，那么，每个历史阶段的志士仁人们的对策方针，就只能是不断的再革命，国家社会不断地动荡。
如果我们认识辛亥以来的百年近代史，就是一部在经济文化条件制约下对国家政权公有化程度步步扩大，向“天下为公”理想自觉不自觉一步一步的接近史，那么，每个历史阶段的志士仁人们的对策方针，你可以革命，但不要幻想革命后就能一步实现“全民民主”理想，看不合理想，就去“二次革命”“不断革命”，这就错了。你更应该选择在群众利益运动下的体制改革推动，让人民认同你，知道你提出的改革政策是既进步又符合实际的，跟你走。这样，你的运动才能永远处于中国这个体制大局之内，而不是排除于中国局外了。
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中国近代史观，意义就在这里。
200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