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

      此文由郭松民先生的“新社会主义”引起。

      郭松民先生说，他2014年向左翼理论家们提出过一个问题：“如果美国出现一位社会主义的赫鲁晓夫或社会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并且他真的当了美国总统，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在美国领导一场‘社会主义复辟’，实现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

      他说，巩献田等理论家们听了，都“脸色尴尬”，“面无表情”。

      接着他自己回答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为什么美国不害怕‘中央出修正主义’，而中苏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却解决不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呢？显然，真正的原因内在于体制之中，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就搞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搞新社会主义，而不能简单的复兴传统社会主义的道理了。”

      希哲也很有兴趣这个题目，而且思考过几十年了。谈清楚不容易。我答应了郭先生，来简要回答一下。

      是的，不可能。因为美国等国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社会。中苏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人为能动创造的社会。有如水，它的本性是向下的。它的向下流淌，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无论它前面遇到什么阻碍，水会绕过它，漫过它，继续向下奔流，任何的“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能使它发生自然地回头向上的“复辟”。而中苏的社会主义，则是要水向上流。它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改造，或亿万人的肩挑手提，或电动的马达抽水。成就可以非常伟大。但一旦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减弱，群众疲劳力竭；再一旦领袖不伟大了，电力供应不足，还不说他“新思维”停电， 中苏的那水，便将自然地立即回头向下奔泻，“复辟”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了！

      马克思反复地说过，“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十九世纪中叶，就认定社会主义的出现已经可以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在资本主义旧社会的胎胞里已经成熟；而资本主义“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殆尽，可以由无产阶级去“灭亡”它了呢？因为历史的局限，他把他十九世纪中叶所看到的蒸汽机生产力，看得太强大了，强大到竟发生了可怕的经济危机。面包、衣服、蜡烛、马车...过剩了，太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容纳如此强大的生产力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就要将资本主义社会炸毁了，崩溃了。他没能在他的身后看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新的生产力，还远远远远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他眼前所看到的经济危机，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序幕，是少女的初潮。它将周期地发生，周期地克服，并正是由此而将资本主义生产力继续大规模推进。

      胡平自由派们常据此说，“马克思错了”。不，马克思没有错，他正确地指出了社会规律。只是任何伟人，都不能不受到他历史所处的局限罢了。

     恩格斯晚年，倒敏锐发现了他们早年判断的错误。1895年3月，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收官之文说：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恩格斯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共产党宣言》宣判资本主义死刑后的半个世纪原来“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还能够容纳极大的生产力。那时的资本主义，原来还是它“剥削的青年时期”。那么，根据马克思指出的社会自然规律，资本主义还应该是“决不会灭亡的”。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就现实不可能了，这就要“完全改变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了。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去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争取普选的胜利：“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的这一晚期思想，我们知道怎样深远地指导了第二国际，直到这影响传至了今日的欧洲各国执政和非执政的社会民主党。

      但列宁不赞成。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腐朽灭亡的时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趁着帝国主义战争，他要发动世界革命。因为只有世界革命，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革命都胜利了，都埋葬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才能胜利。但他没有成功，只有俄国胜利了。怎么办？于是列宁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理论，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自然发展说，改为人的主观能动改变说，即用革命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主义！就是用肩挑手提或马达动力，将水强抽上山。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试搞了一下不要市场，不要商品交换等的原教旨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发现不对头，“我们犯了错误”了，“在经济战线上遭到了惨败”了。在经济严重破坏的现实面前列宁开始接近恩格斯了，开始向资本主义后退，施行新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实行农业粮食税和开放国内外私人资本，在俄国建设“受国家领导并为国家服务的资本主义”了。（列宁1921年10月）

     没几年，列宁逝世。他的后继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对俄国社会主义前途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知道经济落后的俄国单独搞社会主义是不行的，一定会发生性质蜕变。只有发动不断的世界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斯大林比他实际一些，知道世界革命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还不现实。但俄国的革命已搞成功了，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革命否定掉？于是他也创造了一个理论：“一国社会主义”。即是说，没有世界革命，没有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转为社会主义，在俄国自己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也能单独建设成功。他把“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暗杀了，再把坚持继续新经济政策，提出让人民“发财吧”（即“先富起来”吧）的布哈林也杀了。他废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那只是一个向资本主义暂时的妥协，“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他着手五年计划开始建设俄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体系，但概括起来，它无非就是一个“党国”体制。这个体制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所有领域，都必须统制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之下，“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又最终由党的核心领导集团，最后，是由党的最高领袖人物不受制约地领导一切。

     这体制的形成，是因为斯大林个人的“专制独裁”，“个人崇拜”性格嗜好所致？太简单。不是的。通过革命夺得政权，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它既不是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的历史过程”，那就必须是一个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国家政治力量对社会经济形态“发挥反作用”的人为强制的过程！否则，你便是“唯生产力论”。“主观能动性”，即用政治的强力马达，将水（经济）推上社会主义山顶。而这“强力马达”，除了共产党，除了党的伟大领袖，不能作他想。农民阶级，并没有“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蕴藏着普遍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工人阶级，也不真是“一无所有”而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念必须靠共产党从外部对它“灌输”（列宁）。工人的工资，并不完全是它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价。节衣缩食，总还能有点结余。这节余，就是工人向市场出卖作为它的商品的劳动力所获的剩余价值（我认为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最紧要的缺陷处！），它虽少得可怜，却是工人家庭上升出头的希望。随着工人阶级增加工资的斗争和经济的发展，这超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价值的剩余价值会有所增加，意味了在工人的工资构成中，超劳动力成本价值的剩余价值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工人家庭年积月累，将这微薄的剩余价值积蓄起来，便可形成投资小生意或小房产的原始资本（这是香港工人阶级市民的楷模李嘉诚的道路）。他们便成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并有望拼搏为大资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掠夺的超级利润，为本国的工人阶级工资构成提供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可资工人上升机会。恩格斯发现了，这些国家的工人，已经是“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故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危机中激进分子的一时冲动，工人阶级越没有了社会主义的向往。相反，他们对经济赶超他们社会主义国家，充满敌意。今日在美国，最支持反华贸易战的，正是美国的工会。任何阶级的人们，工人阶级在内，只有在他们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时候，是反压迫反剥削的；一旦革命胜利，对他们的压迫剥削消失，平等起来，他们会不满，会立即希望自己上升，过着比他人更上等更富裕的生活，成为上等阶级的。当然，这就要回头压迫和剥削没能成功上升而失败的更多的人们。这叫“出人头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济尚欠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更不外这个规律。故，这个阶级也蕴藏了强烈的资本主义自发愿望。其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就更不必说了。你看，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几乎一切社会阶级，都蕴藏了普遍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都是自然要向下流淌的水，要把它们都推上山，推向山顶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一件多么艰巨的事情！简直像马克思喜引用的希腊神话薛西弗斯将巨石推上山的故事。这没有共产党组织的强大的力量，没有共产党伟大领袖的引领，怎么行！斯大林模式（西方称“极权专制”），就是这样应运产生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除非你放弃在革命胜利后的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或蓄意或任由社会主义崩溃，否则，“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是不得不有的选择。凡想要改变它最终还要转回来。不信，我们看历史：

      南斯拉夫最早冲击斯大林模式，搞“社会主义工人自治”，“自由人联合体”，想接近马克思初心的理想。却埋下了阶级冲突和民族分裂的隐患。铁托一死， 即行分裂，旋内战爆发，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及其国家，寿终正寝。

      赫鲁晓夫想“去斯大林化”，东欧各国闻声大乱，造反蜂起，“社会主义阵营”面临分崩。结果，只好由勃列日涅夫上台收拾局面。“平反斯大林”，几近完全回复和从新稳定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成就了国际两霸，是苏联的最强盛时期。

     毛泽东捍卫斯大林，但他也对斯大林模式作了反思。他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曾回到马克思的理想，要新体制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巴黎公社原则”，公仆普选。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夺权”后向他报喜的“上海公社”，又是他发现了不对头：“党委往哪里摆？”。结果，还是回到了“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来实现领导”的斯大林模式。再对斯诺说，“还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戈尔巴乔夫再想彻底去斯大林模式，“新思维”，要“人道的社会主义”。结果是苏联最后的瓦解和覆亡，埋下了后来的俄国国内，和与分裂独立出去的原加盟共和国间持续的惨烈战争。又要靠普京向人民常回忆斯大林时代的荣光，来维持俄国残存的斯大林遗迹，稳定俄国。

     邓小平汲取了这正反的经验，想在经济上去斯大林模式，借助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改革开放，但政治上，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第一原则便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斯大林模式。胡耀邦、赵紫阳两朝曾有意无意削弱了这个模式，终引出了86-8964的“动乱”和叛乱。又须拜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朝在经济已经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特色资本主义）已经形成的局面下，一步步尽可能地维持了斯大林模式。甚至西方看来，特别是习近平，近乎回复了斯大林模式。

     综观历史，我们看到，除非那国家不怕崩溃彻底玩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想“改革”去斯大林模式，一乱，最后还是要把斯大林模式捡回来。可见，“斯大林模式”，确是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不得不作的选择，不二的法门，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其实，杀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持保守态度的斯大林本也并不热衷将自己斯大林模式向外输出。他曾要大革命中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妥协；他对西班牙内战的消极立场和最后的背弃；他主动解散了共产国际，请二战中的盟国放心；二战后，他要求欧洲多国势力已强大的共产党不必夺权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应与该国资产阶级合作走议会道路。他也同样这样要求抗战胜利后的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妥协，参加国民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毛泽东甚至已经打算好了赴南京走马上任。只是西方列强对布尔什维克实在的不放心，在各国对共产党咄咄逼人的清算（有如今日中国无论如何向美国示好，美国也不能放心，必欲置中国于死地一样），才促使斯大林下决心在东欧各国搞社会主义，建立自己的缓冲势力范围。这就不再是“一国社会主义”而是“阵营社会主义”了。但东欧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都无法实现原教旨社会主义的消灭市场和商品交换的经济。斯大林便又创造了一个“两个平行市场”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隔离和独立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之外，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不被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淹没。

     但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能不能成功，根本不是列宁的所谓国际资本的锁链能不能“在其薄弱环节被打破”的问题，而是一个国际市场问题，一个决定于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世界贸易网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只有世界各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社会主义，都没有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了，才可能（也只是可能）将没有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推向落后的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下，经济早已全球化且愈趋一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生产（除非它坚持小生产）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斯大林设想的两个个平行的不同经济体系的世界市场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长期存在的。强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要把行政强制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吸引过去，淹没过去。吸引它加入“世贸”，迫使它承诺须按世贸的要求，即按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组织中国的生产和交换，并进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

      后果将是严重的。不说工农业，就拿思想文化艺术来说吧。在平行隔离的文学市场下，苏联才能产生《保尔。柯察金》、《静静的顿河》；中国才能产生《红日》、《林海雪原》、《金光大道》...和璀璨炫目的“革命样板戏”。一旦两个隔离的平行市场被打破，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文化艺术作品都成为了可在国内国际市场自由售卖的商品。怎样的作品，和在哪里才能卖出更好的价钱，作者才能得到更丰厚的收入呢？当然是情色肉欲的作品，当然是拿到西方的国际市场。那么，就像一切出口商品一样，必须在包装和内容上去尽量迎合西方市场的政治正确和各类嗜好，就必须尽其全能地抹黑污化历史和现在的中国和对中国造谣生事，以此博得西方林林总总的大奖和“名气”。张贤亮张艺谋带头，莫言等继之，接着便是今日的方方们。更不说哲学法学美术伦理政治经济思想界各种千奇百怪的“接轨理论”、“真相历史”、“普世价值”，都争相推出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兜售。这些作家们标榜的漂亮口号是“思想创作自由”。其实那“自由”，不过是“为更丰厚的收入而创作自由”罢了。如果“改开”后的中国，完全没有了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对思想文化艺术各领域适度的领导和管制，苏联式“新思维”后的崩溃，就必是最终的结果。

      也不必神话工人阶级。工人也希望将自己的劳动力输出到西方国家市场去出卖，以获得更好的工资报酬。否定了斯大林模式，东欧国家造反推翻社会主义最强大的力量，正是著名的“团结工会”。推到柏林墙的，也是东德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实际资本主义化。它从哪里开始？从广东的“改革开放”开始。广东为何带头“改革开放”，因为50年代末至70年代，大量向香港偷渡谋生的农民和工人，再加上山下乡的知青，动摇了原始“一大二公”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模式。习仲勋决定了广东的改开，首先从香港引进了资本主义。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广东的工人农民推翻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而改开后，相当时期的中国工人农民市民，有几人不想移民海外，到国际市场以较高的收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还不说权贵子弟“红二代”们移民海外的积极。

     这么说，共产党为什么非要吃力把水推上山呢？任它向下泄去，回复自由的资本主义不好吗？

      1、社会主义的宗旨不是追逐利润，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终极的世界大同。它是高于资本主义的价值的。虽然国家暂时的落后，只要逐步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最终获得利益的是最大多数的人民。共产党信念在此。这是共产党不惧困难坚决要将“水”推上山的最大主观动力。

      2、广东偷渡香港的人们告诉我们，他们知道不是人人到了香港，都能成为李嘉诚的。绝大多数仍生活在艰难的底层。他们偷渡（或移民），只是为了有一个可能拼搏出头的机会。中国共产党明白了这一点。“改革开放”，让“水”往下回流了一些，适度开放资本主义，给了有志向上拼搏的人们以更多的机会。国家经济果然有了飞速的发展和提升。于是，偷渡绝迹，移民人群逐年渐少。但这正是列宁所谓“国家（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它不放任资本，它“节制资本”。它的总目标，仍然是要将“水’，向共产主义山顶的提升。

      3、只要共产党及其“伟大领袖”推水上山的动力能永远强势，不减弱更不停息，国家经济总有逼近和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的一天，展示它比资本主义更能容纳和释放更宏大的生产力。到那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乃至引领世界各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可以来到了马克思原教旨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了。就不必再吃力地推水上山了。而这，正是美国为首西方各国今日最疑忌之所在。

      4、社会主义各国当年的共产党革命，大都是经暴力的革命后，对“反革命”阶级实行镇压和专政。中国的革命战争和对“反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更长期和酷烈于苏俄。这在社会中就结下了深层的仇恨。在斯大林模式的管制下，这些仇恨潜伏着，一般看不到。甚至我们能够看到，文革中，那些被专政阶级的人群和他们的“黑二代”们，都争相向共产党表忠，誓言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他们反对血统论的“对联”。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的“出身不能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宣称他们早已向红变红，早已“与反动家庭划清了界线”。文化大革命不能排斥他们。我小王那时都很相信了这些，为他们不平。但文革后改开，胡耀邦赵紫阳一旦将斯大林模式减弱，“一风吹平反摘帽”，老王惊讶地看到，身边大量的那些曾声言早已变红的原“黑二代”和他们的“黑N代”们，都纷纷地宣言“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有声称“老子当年就是反共的！”了。而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二代”们，不少也争着变“黑”了。说明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模式，还真如毛泽东当年所说，“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减弱了，离开了，搞“普世”了，中国必有内战。在外部强权的干涉下，最后的结局，必是苏联式的瓦解分崩。故共产党革命后的国家，既然革命了，就无论如何，必须把社会主义方向和斯大林模式坚持到底。即便反思革命历程的错失，有所校正，也决不可回头。回头，认“错”，便是积下仇恨的中国敌对阶级势力的报复、清算、内战、杀戮和崩溃。叫做“转型正义”！历史是不能后退的。后退必是灾难，是对中华民族的极不负责任。这点应该参考美国。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派与被屠戮驱逐的对英效忠派之间的仇恨，必须在一百几十年后，在美国社会淡化消失，外部效忠派的大本营的加拿大国力已弱于美国，无能力再打进美国火烧国会山，才可以将间接的选举制度，从精英层逐步地推展开来。

      今日，中国不少左派领军人物提出，毛主席的文革，不就是想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吗？虽然它失败了。郭松民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构想。他说，他的“新社会主义，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1，以民间的组织出现，独立于政权政府系统；2、非营利性；3、自愿性。

      但这不就是国际上所称和到处都是的各色的“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有结社的自由，从没落实而已。敦促政府落实了这条，就算是“新社会主义”了？

      郭先生断言，中国有了NGO，这些NGO还“高于国家，统领国家”。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新社会主义国家将能够有效地解决毛泽东主席晚年念兹在兹的“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了。这么有效？

      有趣的是，海外杨建利组织的反共反华的NGO“公民力量”，其宗旨，也是要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历史上著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也就是这类组织。

      虽然郭先生强调他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就是那些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民间组织。”如今天的许多红色网站。但是，在西方强势的颜色革命方针和大量金钱的资助下，一切都可能变的。初始的“裴多菲俱乐部”和“团结工会”，也都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民间组织”。

      并不是说，宪法赋予的民间自由结社权利不重要。非常重要，它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基础。左翼应该为人民的这一宪法权利的落实而奋斗。但它本身不是什么“新社会主义”，更不能如郭松民将其置于“高于国家，统领国家”的地位。郭先生错了。

      郭先生的“新社会主义”，通篇没有再提“共产党的领导”。看得出他非常了解斯大林模式的核心之处。他强调“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根本原因是苏联和中国的工人阶级都缺乏做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成熟”。他说“如果无产阶级真的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不是假手他人掌握权力，那就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即便凭着本能，无产阶级也不会自己反对自己”。他的结论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是毛泽东主席真诚的愿望。”

      请记住，我说过了，第一个冲击斯大林模式的铁托，依据马克思原教旨搞的“工人自治社会主义”，就是宣称让“无产阶级真的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不是假手他人掌握权力”的。那时的“小王”曾为它叫好，认为铁托对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贡献超越毛主席。铁托才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受到习仲勋的当面严厉批评。结果如何？南斯拉夫“根本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了吗？前面一再说过了，不要神话“无产阶级”。什么它的“阶级的政治成熟”，什么它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无产阶级同样具有强大的资本主义自发冲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不是“彻底埋葬资产阶级”，而是竭力使自己上升为资产阶级。若果社会主义堵塞了他们的出路，他们就要逃离或打破社会主义。在迄今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只要一松动了斯大林模式，在外部的策动支援下，推翻社会主义的主力军无一不是该国的“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郭先生又说，毛主席“在文革中，...创造条件让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能够充分发育”。即便是，他还是要让这十六条的“公民社会”三结合进政权的革命委员会，而不是独立于政权，更不会让它“高于国家，统领国家”。而最后，毛还是收拾了文革的“公民社会”，请共产党“假手”，回到了“党领导一切”的斯大林模式，没有去让“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斯大林模式就没有缺陷？有的。郭先生说：“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缺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真的，这确是缺陷。但我看，有了制度的“党领导一切”，却始终没有制度的“人民监督党”，才是“传统社会主义真正的致命缺陷”。

      毛泽东著名的“窑洞对”，没有把打破国家兴亡周期律的新路归于普遍选举，而是归于“让人民来监督”，这是非常的关键的。

       “新社会主义”如果说，是指传统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治理模式需要改良的话，最根本的“新路”，就是要把“党领导一切”和“让人民来监督党”，完全制度化起来 ，对立统一起来。它的具体的模式，应由全党全民来提出和充分地讨论、制定。但最根本的是，在这个模式下，人民有制度的权利监督、弹劾和随时罢免一切在道德和能力上不合社会主义公仆标准的党和国家从最高到基层的干部官员。虽然他们的任命，可以不由各级的层层选举，以提高民主集中制的效率。有如任何公司的老板，可以不必亲手选择经理，但有权随时开掉任何不称职经理一样。这就是传统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最根本改良了。实现了它，我们才能有信心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国家兴亡的周期律”了；也就不会发生“中央出了‘戈尔巴乔夫’，人民群众束手无策”了。

                                                                                                                                                                                                                     2021年5月16日

郭松民先生两篇“新社会主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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