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邓》剧播出，重头地提到了广东偷渡潮与广东开放起步的关系。使我回忆起了与习仲勋书记交谈的一段往事。

      1979年元旦后，“李一哲”集团平反，其中，遇到了所谓“港澳汇款给李一哲活动经费”问题。那时，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名，平反，也必须说清楚。习书记问起了此事。他问：“那不是敌人给的钱吧？”。

     王希哲回答说：

     “习老，那是我们学校一位偷渡到香港的同学，自己打工挣的钱，汇给我们几百元港币，帮助我们买油印机，刻蜡纸钢板等用的。这同学绝不是敌人。”

     王希哲接着说：

     “习书记，广东的偷渡问题，一直是非常严重的。广东边境地区的一些县，青壮劳力几乎都跑光了。我们是知青，上山下乡以后，才知道这些情况的。上山下乡到宝安，惠阳，东莞，中山这些县的知青，这些年也都几乎跑光了。我们十七中学分到宝安，惠阳的，初略统计也跑了百分之九十几了。我的女朋友苏江在惠阳秋长（就是叶挺的故乡），如果不是因为我，也早跑了。我去那里探望她，想作点广东农村偷渡问题的社会调查，也都不分青红皂白被当做偷渡知青抓进了收容所。这是农村贫困的结果，也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多年来党的农业政策没能落实的结果。偷渡的农民都不是反动分子，很多是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而且越是贫下中农成分好的越敢跑。我们偷渡的同学更不是反动分子，他们都是爱国的。他们绝没有反对社会主义，主要是现在农村的政策和贫困，使他们看不到前途，才不得不走上偷渡这条路的。游水过大海是很危险的，我们的同学有不少淹死的，也有被鲨鱼吃了的。一走就杳无音信。他们下海，都是带着绝望的心情去的，因为不但海里危险，去到香港，也都以为是永远背井离乡永别父母亲人，永远回不来的了！因为会被认为是叛国投敌。但我们的同学到了香港，就是拼命打工谋生，从没有做任何危害国家反对共产党的事情。就拿那位给我们汇港币的同学沈开荣来说，香港有反动亲戚，有钱，他都不去投靠，有反动组织找他，他都拒绝。他给我们的信从来说，他是被迫无奈才偷渡香港的。绝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是这样的。”

      我说：

     “习老，香港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偷渡知青和其他工人、农民，既然只是因为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贫困和政治运动的迫害，才迫使他们逃港谋生。我们想到他们那样悲惨，一直以为一辈子永远也不能再见到父母亲人和兄弟姐妹了。我们心里都很难过。现在打倒四人帮，人民第二次解放了，希望省委能否考虑一下调整政策，允许他们回来探亲？只要他们在香港没有做过危害国家的事情，就不再追究逃港行为了，行不行？”

      习仲勋很仔细听完，赞成说：“好啊，可以啊。我来广东后到沿海农村走过一下，也了解了一些这些情况。王希哲，你回去写个报告来给我，我来批。”

      我误解了习的意思，没有理解他是要我写一个有关刚才所谈的呈批报告，以为他要我对偷渡人员回国探亲事搞一个全面的调查报告。这个工程就不小。我想，我应该尽快收集更多方面的有关资讯，才能完成这个报告。恰好此时，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来采访我（那时，省委书记吴南生对我说，《争鸣》和温辉是“我们的人”。同意了王希哲提出的让他们采访李一哲平反大会），我把我与习仲勋的有关逃港人员可以回大陆的谈话和习的赞成态度，告诉了温辉，委托他在香港收集一些社会各方面对此事的意见，供我写调查报告上呈。

     温辉先生照办了，且根据我的介绍在《争鸣》写出了报道。此报道一出，香港同胞群情兴奋，如蒙大赦。虽大多还在观望将信将疑，但不少大胆的已决定尝试。适逢春节节期，原偷渡人士大批地公然入关回乡，很多人扬言，“如果有事，就找王希哲问习仲勋去！”。但广东政府果然默认，未予干预，来去自由。于是，逃港人士回内地，自此合法。

      不料，习老再接见李一哲时，就《争鸣》报道责备我说：“王希哲，这话我说过。但我还没批，你怎么就捅出去了？”

     我这才明白，习书记是要我写一个呈他批示的报告，行诸正式公文。这是我不甚懂得机关文牍制度之过。但习也并未深责，便说其他。以后，广东省政府就偷渡人员回内地再补发过什么正式文件没有，我不知道了。

      从此，广东大门打开。“改革开放”。香港同胞自由回大陆探亲投资，1979年春节后，自50年代起困扰广东30余年如潮起伏的大面积逃港偷渡风，渐渐地平缓轻淡了下去，终至不再成为了问题。

     《邓》剧的播出，使我再次回忆起了我与习仲勋书记30余年前这段往事。习书记确是一位很好很能听取意见的书记。多年，我都很怀念他。

2014年8月18日

（此事王希哲1996年自传《走向黑暗》“习仲勋的阳光”也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