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坚 老哥，

     你说，《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文章的观点，内容，七三年起即在我们那圈子里的人中讨论，郭鸿志，肥佬诗人（李士非）等去世，但项明，吴梅，小简，郑庆和等等一大批人，包刮我黄某，均还在，”。

     黄意坚 ，你搞错了。你们（你所提的那些朋友）所讨论的，与我和陈一阳，后有郭鸿志参与讨论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思想，根本不是一回事。

      你们关注和讨论的，是68年后造反派受压，广州军区，特别海南卜占亚等血腥屠杀造反派的问题。你们是仍站在造反派圈子的立场，支持中央文革，你对我说，周邓批极左“是压造反派”的。那时的李正天，确与你们一个思路。那晚在中大南门，我们漫步交谈，征求你的意见，你给我的，就是这些意见。

      而我和我和陈一阳，各中学知青小组，上山下乡后，看到了农村境况，看到了农民、市民、知青大规模的偷渡香港等，我们早跳出了造反派的圈子，关注的是文革后的经济路线，林彪-中央文革的极左，甚至毛在文革中的极左倾向。我们已经考虑的，是中国全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路线问题，民主法制问题。因此我们支持周的批极左，反对中央文革借“批林批孔”，把火往周身上烧；等等。那时，我们的思想与你们的思想，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所站立场，所批评锋芒，所拥护人物，已完全相反！所以你和那时几乎所有造反派头头，都反对我们。大字报被批后，你们全体支持省委定性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动大字报”，全体支持省委批判我们，发言文件都在，你怎么今天会说，我们的文章是你们早“讨论”了，“是许多人的结晶”呢？莫名其妙！（其实直到今天这个群里，不少人还是类似你当年“造反派圈子”立场，明显与我不是一路）。

     其实那时李正天思想才真是与你们一路的。他是因向我介绍了郭鸿志而稀里糊涂介入了“李一哲”的。正因为有了与你们思想一路的李正天稀里糊涂介入“李一哲”， 你们后来也便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大字报，与你们都有份了。

      郭鸿志倒与我们思想接近，是不满中央文革的。是他向我们提供了青年的我们许多不了解的党内斗争历史恩怨问题。1973年，他说“小王笔头子快，你给毛主席写封信，他老人家可能能收到。”这就是《民主与法制》大字报原始的来历。李正天也写了个提纲，我后来在正式文稿中没有采用。

     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展，郭鸿志向我提出把去年的给毛主席信作大字报公开出去，我要他写个序言。他写了。但整个序言，我与此时才介入的陈一阳大改写了，只留下我击节叫好的郭的几大段很有文采之处。你有兴趣，我得便可以把序言保留它他文字的段落，标识出来给你，看分量多少。这《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数万字，全部由我最后定稿。起“李一哲”笔名，完全是因为我觉得“李一哲”比“王一天”要好听些，也没那么霸气。

     再另，你所述，许多不合事实。特别是这段话：

     “对你们几个人，我与武传斌，陈家吉，温仲琪，谭世友，周胜军，项明等最不满意的是79年老习为你们平反时，习问你们对武传斌，黄意坚如何看时，你和李正天均认为我们是邦派势力，要与我们分割，只有陈一阳讲了一句。”云

      陈一阳这样说？显然是陈一阳在吹牛了。在习面前，他屁都没能放一个。习还奇怪陈一阳一句话不说。李陈二人，都是乘我十几年在狱和在海外，无国内讲话机会，而习惯自我吹牛的。而这陈一阳，我真正的老同学老战友，更乘我在狱十几年，作了对我极不道德的卑鄙勾当。

      且习仲勋并没有提过黄意坚，只提起武传斌。

      请你看我在自传《走向黑暗》里，对你所述事的记录：

      “春节一过，二月三日，习仲勋又把我们召了去。这一回，又是深夜。

      他一身戎装，领章红得耀眼。显然刚刚开完军事会议。对越作战的部署正在紧张进行，他是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他握我的手，劈头就问：“王希哲，怎么春节也不到我家来给我拜个年呵？”

     我一想，糟糕，还真没敢想到这一点。只好答道：“你家门卫森严，我们不敢随便打扰。”

     习说：“你们就说来给我拜年，能不让你进么？”。坐定，习略问春节各人家庭、父母情况以示关心。便说：

     “你们平反的事还要抓紧。我们过几天准备开一个几十万人大会批斗武传斌。主会场在中山纪念堂。武传斌这个人很坏，做了许多坏事，我有材料！“他拍了拍桌上的皮包，然后又转向李正天：”李正天，那个什么八。五‘特急通令’是你写的吧？你怎么也写这些东西？“

     李正天脸涨得通红，局促不安，说不出话来。

      这是习仲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指责李正天。

     我心里“扑腾”了一下。这是为什么？习仲勋对我们提这些干什么？是颠倒过来，像过去批李一哲时让武传斌刘继发们表态与我们划清界限一样，现在要我们表态与他们划清界限么？或者，意在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获平反，但须记得自己在文革中仍有错误么？无论如何，我们要表明自己的看法。我说：

     “习老，我不同意这样批斗武传斌。武传斌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文革中的错误是受中央文革影响的问题。但他和我们一样，在认清了江青、四人帮的面目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走了。武传斌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对周总理是有感情的，从未反过周总理。不看当时的历史情况，非要算红卫兵文革时的帐，是不能服人的……“

     习仲勋并不熟悉广东文革情况，听我这么一辩，也无话可说。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总之，这场几十万人的批武大会终于没开。（事后，武传斌告诉我，原定这场批斗会后，便执行逮捕的。除了我们的力争外，中大党委的反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习又告诉我们，海南方面不同意放郑庆和。他们坚持郑庆和有许多问题，郑自己也写了“认罪书”认了罪。

     我和李正天一起反对，力辩郑庆和搞海南屠杀材料是针对黄永胜的，我们希望习能亲自看看那些材料，那是惊心动魄的。海南的态度，说明那里还有人在保林、黄路线。至于郑庆和的“认罪书”，更是无稽，在残酷的拘押、审讯下，写这些东西，何足为奇。不足为证。

     习仲勋听罢问李正天：“好，放郑庆和出来，你来担保？”

    李答：“可以，我来担保！”

     习仲勋只得对梁冀（省公安厅副厅长。时王宁因病缺席）说：“你再去对海南说说，把郑庆和放了吧。”

     随之，又谈会场问题。

     习说：“你们怎么能说在友谊剧院开平反会就是降低规格呢？友谊剧院是广州最高级的剧院嘛！你们不是过去还说过，开个记者招待会就行了吗？“

     我答：“说开个记者会就行了，那是困为我们刚出来，还不知道李一哲案原来牵连了那么多人。友谊剧院虽然高级，但它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中山纪念堂。怎么不是降低规格了呢？除非平反大会习老您亲自参加，否则，群众只能理解为降低规格了。“

     习仲勋见我咄咄逼人，寸步不让，不禁大怒，他抓起皮包，推凳而起，离席走几步，说：

      “王希哲，你这样的态度，我就不跟你们谈了，我走！好不好？”

     我猛吃一惊，真没见过这样的“事变”。但瞟一眼，吴南生、陈仲旋等都端坐在那里，如司空见惯，猛醒悟，这大概是高级干部开会，常会出现的戏剧场面，也便装作处变不惊，声色不动了。

     静场几秒钟，习仲勋复又回头坐下。我想，该让步且让步，不要逼习过甚，有些事恐怕也真由不得他，便主动说：

      “习老，既然省委坚持友谊剧院那就友谊剧院吧。但习老可否见一见受牵连的群众呢？他们很想见您！“

     习有点动心，问：“有这个必要么？”

     “很有必要，习老。”我说，“他们见见您，向您反映一下他们的意见，心情会舒畅一些，也能给基层的平反一个推动。”

     “但是，恐怕很难安排时间。”他望了望陈仲旋。

     “就见十几二十分钟也好。”我说。

     “但是，我总要和他们一个个握握手吧？……好吧，那就明天下午吧。”他又与陈仲旋商量了一下后说。

     我松了一口气。

     接见结束。这时已是凌晨近四时了。

     我们赶紧草拟了一份接见名单交陈仲旋，由省委办公厅负责通知。省委办公厅工作效率很高，一个上午便把一百多人都通知到了。须知那时既没有ＣＡＬＬ机，也罕有电话。这一百多人把招待所大会议厅坐得满满的。

     我想先传达一下昨晚与习仲勋会谈的经过和达成的谅解，以便大家发言掌握分寸。但刚介绍到习仲勋批评李正天“八。五通令”，李立即满面怒容，红着脖子嚷了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来讲！”大家莫名其妙，我也只好刹住。心想，这李正天怎么这么扬不得短。其实，有什么？文革中，谁没有过这类的错误？我本人就担任过红警司副司令吗？

     服务员为每张桌子摆上了中华牌香烟。我已经知道，它代表了这次会议主角的级别。习仲勋的黑色小轿车驶到了门口。我迎接他出来，走进会议厅，大家起立鼓掌。

     这一百多人，除少数干部，大多是二十几岁的男女青年。习仲勋显然真心喜欢青年，他一见大家，眉开眼笑：“哎哟，你们原来都这么年轻啊！你们吃苦啦！”他招呼大家，一个个地握手。

     他简略介绍了几句省委决定为李一哲平反的经过，又作了官式的鼓励，便请大家发言。

     我坐在他的身边。

     意外的事发生了。

     首先站起来的是张家齐。他展开一张纸，以“李一哲集团分子”的名义宣读一个向省委的要求。李秀芳大姐坐在他旁边，面露得意。显然是以他们二人为主策划的。

全场立即紧张起来。

     前面二条记不得了，当读到第三条（？）坚决要求平反大会仍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时，习仲勋跳了起来，全身转向了我大骂：“王希哲，你绑架我啊？你原来是绑架我到这里来要胁我啊？“（因为是我昨晚坚持要求他接见“李一哲”受牵连群众）。

     我脑袋“轰”地一声。会场气氛紧张得要爆炸。我看见门口的便衣警卫也站起来，警惕地望着我。

     但我已有了昨晚的经验了。我立即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我叫仍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的小张坐下，然后对习仲勋解释说：

     “习老，昨晚我们讨论的东西，还来不及向他们传达，他们不知道；他们搞的这个东西，我也并不知道，请习老不要误会。”

     李秀芳、张家齐见状，也插道：“是的，这个东西是我们搞的，王希哲不知道。”

     习仲勋这才转过颜色，坐了下来。我立即指挥大家鼓掌，初步扭转了气氛。

     习抽出一支香烟，我立即凑上为他点火。---当众讨好地为领导点烟，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一次。但为了挽救局面，我必须这样做。

     我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的平反，不是没有阻力的。大家都愿意到中山纪念堂开大会。但平反能不能彻底不在开会规模而在省委的决心。

     现在习书记亲自来接见大家，就是表示了省委的决心，我们应该欢迎。现在大家再提点意见和希望吧。“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尖锐的东西了。但把习仲勋请来，对基层来说已是拉了大旗，下面是可以讨价还价了，这样，我心略安。

     发言一个接着一个。苏江也发言了。有人来催习仲勋了，他只好起身告辞。

     他最后留下了话：

     “如果以后还有什么人顶住不给你们平反，你们就打电话给我，我马上坐车到那里去！”

     大家欢呼鼓掌。

     车门打开，他正要跨上去，又转身对我说：“王希哲，就这样定了，可别又变了！”

      他仍对我不放心。

     我说：“行，习老，放心吧，不会变了。”但心里想，谁先变的呢？不正是省委自己吗？”

   （后略）

附黄意坚帖：

     王希哲，不能这样说，文章最后定稿可能李正天没写一字，但文章的观点，内容，七三年起即在我们那圈孑里的人中讨论，郭鸿志，肥佬诗人等去世，但项明，吴梅，小简，郑庆和等等一大批人，包刮我黄某，均还在，至于最后稿谁执笔，确不清，但郭鸿志应出力最大，即篇序言出自他手应无误吧。郭鸿志才是敢担当的人你应       不否定吧

      李正天有文说他68年在科学馆即与郭鸿志讨论此文的观点，郭生时他敢这样吹吗，那时与郭关系密切的是我也輪不到他吧

      王希哲，如你文所说，民主法制一，是七三年夏即在若干圈子讨论，依我记忆，应是七三年四五月间吴梅在我德政路家提出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吴认为中国从未经历资本主义故根本不存在资本主义复避问题，林黄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之后陈一阳将那次讨论整理成一个提纲给我看，并说给还海南的你们十七中的人讨论，不久，你们十七中的小林子回广卅，带来大概是你写的对那提纲的肴看，之后，在我家，李正天才参与(比郭鸿志还迟)，李听后，第二天送来讨论纪要，总之，我仅知在我有参与的讨论，据七七年审我时，说民主法制一文有几稿，第一稿是陈一阳给海南那份(认为林是搞封建法西斯)，第二稿是由小林子稍来的，第三稿是肥佬诗人(叫么什名我一下记不起)写的，第四稿才是李正天写的，之后还有第五六稿之类，若按那讲法，那文章最大后台是郭鸿志，郭后面应有大人物，然整个组织是我，这显然是欲加罪于我的不实之辞，你们定稿之后，李正天和郭鸿志确拿过我看，我是坚决反对你们大字报上街的，当时我态度很鲜明，认为理论问题一时搞不清，广东红司派68年之后，受压厉害，故我提出阳光空气水土地生存空间，我认为当时我们斗争方向是争取生存空间，连生存空间都没有，谈什么理论问题，这和我的处境有关，那时武传斌还在紫金受管到，陈家吉在怀集受管到，各地包括广卅的受压没生存空间的人到广卅就是找我，每天都有人送来一大批申诉材料，对这些材料，我不忍心推回，故对生存空间深有感触，不似你王希哲无这层压力，综上所述，我以为这些年来，你与李正天争民主法制文的版权，我以为亳无意义，因文中的观点，确非你们独有，其形成是许多人的结晶，这许多人中，应包括李正天。

       对你们几个人，我与武传斌，陈家吉，温仲琪，谭世友，周胜军，项明等最不满意的是79年老习为你们平反时，习问你们对武传斌，黄意坚如何看时，你和李正天均认为我们是邦派势力，要与我们分割，只有陈一阳讲了一句，据我与武黄接触，武黄应与四人帮无关，此事是八O年我出狱后郭鸿志来我家向我道谦知道的，当时我听了很生气，但亦理解你们处境，故八二年判你刑时，省委要我对判你刑表态，我说我等你们再次为他平反，你判刑后，你可问你夫人，我可几次到农讲所对面你外父家表示关心。

       总之，文革故人现剩没几个了，应珍惜文革那段情谊，那是很珍贵的。

       因在这群中我对李正天作了不恰时宜评述，引起争议，但也让我能直面希哲弟(称你弟应无妨吧)讲我几十年来郁于心头的不满，如有不妥，也只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