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各媒体报道,关于香港特首选举,不能“一人一票”普选,梁振英说:
“谁得票最多谁当选的方法,是不可接受的,部分是因为那有让较贫穷的居民主导政治的危险。 ”
“你需要尽可能地照顾到香港所有的行业,”他说,“如果完全是数字游戏和数字代表的话,那么显然你会与那一半每月挣不到14000港币(约合11000元人民币)的香港市民谈话。” “那你将会得到那种政治和政策,”
梁振英表示,毫无疑问,香港将进行普选。但他警告说,如果按照学生要求在普选行政长官时实行公民提名,选举将变成“数字游戏”,选举将由劳动人口和收入低于入息中位数的普通市民主导,做法并不可行。
他指出,25年前起草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就是以维护大企业信心、抑制希望创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压力为主要目的的。
作为一个例子,这位行政长官说,在寻求这个最高职位时,他曾花大量时间争取委员会中20名成员的支持,这20人由教练和香港体育界的其他人士推选为委员会成员。梁振英说,“如果这是一个完全普选的选举”,即任何人都可以出现在选票上,“那么体育界精英就不算数了,他们就不会得到我的注意,我也不会花时间坐下来和他们谈话。”
好,我们看看老王执笔的:《中国政治协商论坛关于香港“占中”运动危机的意见》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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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左派批评,认为这次香港占中运动危机,是“共产党长期在香港屁股坐在大资本家一边,依靠大资本家阶级治港,不依靠工人基层市民治港的结果”。因此要支持“香港人民民主运动”,迫使共产党从此改变政策依靠香港工人阶级治港。
这意见是偏颇的。
既然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这点,香港各派民众似乎并无反对。那么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它也就必然要反映在选举程序设计上,如行业“功能组别”的强调。你若要依靠工人阶级基层市民治港,选举程序设计向绝对占市民多数的“劳”方倾斜,则只能搞社会主义。
问题在,国内“改开”就放纵恶性资本的共产党,其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我们知道,中共上世纪五十年代进军和统治西藏,依靠的是下中层藏民和“翻身农奴”,改造,打击的是“上层农奴主”阶级。终于,酿就了西藏农奴主裹挟部分藏民的暴乱和叛乱,至今后果犹在,藏难未已。但那也正常。因为共产党要搞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自然就要有这样一种阶级路线政策。
但共产党在香港,反过来了。既然要维持资本主义不变(邓小平那时在国内,就正引进资本主义),他的基本政策“当然只能以依靠香港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为主“治港””,害怕香港工人市民“一人一票”,起来闹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社会。这心思,现在,终于由梁振英被迫说出来了:“25年前起草的香港小宪法《基本法》,就是以维护大企业信心、抑制希望创建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的公众压力为主要目的的”。
老王的评论,真没有错。
因此,说共产党要改变香港“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真毫无道理。倒是现在极力要在香港搞“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运动的领导是香港传统劳工左派),确是有无意中改变香港自由资本主义特质的社会主义倾向。反共右派极力支持“占中”,“真普选”,以为一人一票就能选倒了共产党,实现反共革命。他们是稀里糊涂只看表面的浅薄之士,不说他。而“毛派”和一般社会主义左派,也极力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和争取“一人一票”普选,他们才是看穿了,共产党在香港完全改变了自己原来阶级属性的本质。支持“一人一票”普选,这才能够迫使共产党在香港回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穷市民阶级的阶级路线政策上。即便香港不走向社会主义,也有利促使中国回到社会主义。
但香港中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完全明白自己利益所在的。所以,他们坚定不移“亲共”(!),坚定地支撑梁振英特区政府,无论怎样的风浪,你看,他们毫不动摇。而西方的各强势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政府,也很能明白这里的奥妙。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从不玩也反对玩“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他们知道,一旦玩了“真普选”,保障资产阶级丰厚利润的各项国家政策甚至制度,很快,就将被穷人的“一人一票”淹没,国家就“有让较贫穷的居民主导政治的危险。 ”社会主义的“灾难”就将来临(其实,反共民运的许多理论家在西方国家,早已纷纷站到了怀疑美国等国家搞哪怕接近“一人一票”普选带来“黑人治国”危险的立场)。故此,西方大资产阶级政府可以鼓动“占中”,但对占中的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真普选”,并不热心。共产党有香港大资产阶级支持,和跟随大资产阶级走的一般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支持,这是香港稳定的根本。完全不同西藏。香港“安啦”。
不过,“安啦”是香港全局。再说一遍:特区政府不应片面与“占中”派对话。这只能鼓励他们。虽然
“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特区政府,在施政政策上,被认为过于偏袒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了。这点,则应该通过这次“占中危机”,有所反省和调整,也应该在今后继续向“真普选”方向逐渐扩大的设计上,有所反省和调整。”
但,
“对话的对象,绝对不应片面是“占中”一派人物,而应是邀集包括占中,反占中,反对和支持2017普选方案的香港民众各派各方面代表,坐下一起来对话。也即是香港全民各派的政治协商。这特区政府邀集的政治协商第一好处,就是站在制高点上,剥去了“占中”政治战争发动者“代表香港全民”民意的桂冠和战争精神支撑。将其意见,老老实实降为香港的“一派意见”,请全世界看。这样的全民协商,得出的“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意见,才应被看做对2017年香港普选方案是否应作一定修正的香港真正民意,才应是北京中央,香港特区政府必须考虑采纳的意见,才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香港民主的真实进展,才可能为全中国的民主改革进程,提供积极的示范。”
也只有这样,香港“占中”才能无可争议地和平落幕,并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