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发布五十周年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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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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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24-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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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发布五十周年讲座
中国的革命与中共专制体制发生的根源及中国民主化前景
王希哲
准备这个讲座，昨天民运理论家胡平也发表了一篇纪念李一哲大字报发布五十周年的文章：《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先声》，谈到了这篇文章当年文革中唤醒民意的重要历史意义，多层次准确评价了这篇文章。但是，他说，这篇文章分析中国问题，使用的还是马克思毛泽东的语言来“挖掘自由主义的资源”，是“那一代人”的特征 。我感谢胡平。但我要说，抱歉，我这次讲演，贯穿全篇仍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马克思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一生不变的世界观。
我分几个章节来说。首先是，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专制体制发生的根源及演变
国内有位著名左派思想领袖郭松民先生几年前出过一个题目，他问，毛主席总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最高领导一出修正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没了，资本主义就复辟了。那么，假设西方国家如美国，也出了“修正主义”领袖，比如今天的川普，张宏良就曾说他是代表美国无产阶级的，是美国的屈原、岳飞。他现在又选举大胜要上台了，他能把美国“复辟”为社会主义吗？郭先生说，许多左派不能回答。我说，“不可能！”。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历史上顺自然产生发展的资本主义，就像高处往下流淌的河水，是自然的，川普们可以政策上调节它如何流淌，不会阻挡这河水向下自然的奔流。
但苏联中国等的社会主义不同。它是按照一种乌托邦的美好理想，企图跳跃社会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强制推行的社会主义。就像要把高处往下流淌的河水强制往山顶推。因为它是不自然的，它就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就要采用领袖动员民众的专制力，要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因此，一旦这领袖去世（或变“修”），“生命线”崩断，专制力削弱，便“人亡政息”，多年强制向上的河水便即刻轰然崩堤，回头向下奔流，“一夜回到解放前”了。毛泽东20多年千辛万苦，扫除了多少敌人和“走资派”推行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邓小平上来一个行政命令便轻易瓦解，就是这个道理。
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
马克思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的这个基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为什么马克思在他十九世纪中叶，又认定资本主义可以灭亡了，工人阶级是它的掘墓人了呢？是因为他把他的十九世纪蒸汽机所代表的生产力，看得太高了。他以为蒸汽机所代表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那时代人民的基本需求面包、衣服、马车、油灯...已经足够人民各取所需，实现共产主义了。资本主义蒸汽机生产力的生产盲目性造成的市场经济危机，马上要把社会炸毁了。马克思时代的局限使他看不到他那个世纪第一次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过是十三四岁少女的初潮，今后常来。少女（资本主义）不会因此死亡，相反，青春正长。
“共产党宣言”半世纪过去了，期间还发生了“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失败。马克思去世了，恩格斯晚年，倒敏锐发现了他们早年判断的失误。1895年3月，他一生中的最后一篇收官之文说：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
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恩格斯认为它还不到灭亡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民主框架下，通过合法斗争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地位。这就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考茨基、伯恩斯坦们所坚持，直至今天还多少指导着德法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它被列宁指斥为“修正主义”。文革中，张春桥们暗指“恩格斯才是修正主义的鼻祖”。
列宁骂考茨基们是“叛徒”。他认为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也能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先把资本主义消灭了，把共产主义的国家架子搭起来，再发展生产力，推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随之世界革命。他说这是先“突破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但马克思论述的社会主义决定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与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环节是不是薄弱，本来毫无关系。所以列宁才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左修正主义！
十月革命后，列宁按共产主义理想的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交换模式模式搞“战时共产主义”了。但很快发现不对头，农民纷纷造反，甚至十月革命攻打冬宫的主力喀琅斯塔得水兵（“穿军装的农民”）也叛乱了。列宁思考了。但既然革命了，没法退回去，于是决定搞点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他称为“新经济政策”。这样才应付了内外危机，把革命后的苏俄初步稳定了下来。
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继承。要不要把列宁的共产党领导下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坚持下去，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布哈林左右两派发生了冲突。托洛茨基认为不行，必须坚持世界革命不断革命，让欧美国家都社会主义了，“解放了全人类”了，共产党就不必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了；布哈林则认为，列宁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绝不是一时的后退，而应该是长期坚持的政策。斯大林比较实际，他发现欧美国家近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太可能，出路寄托于世界革命行不通；而布哈林的长期坚持“新经济政策”就难以避免俄国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他决定搞“一国社会主义”（这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基础于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它只能是国际的不能是“一国”的）。但对党内的反对派反对意见怎么办？列宁过去哪怕把党内政敌痛骂为“叛徒”，他也还是党内民主的。但当斯大林决意“一国社会主义”，也即反自然地强行要把“水”往山顶推的时候，他必须集中全国力量统一全党意志。他就不能再容忍任何党内外反对的派别和反对的意见存在对他的掣肘了。我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有个最著名的说法是：专政只能对敌人不能对人民专政。听起来很正确很迷人，但它背后却隐藏着非常的恐怖。它意味了，一个当权者为了顺利贯彻自己的意志，消除反对意见，他首先就要设法把他面前的持反对意见者说成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帝国主义间谍”，然后才能名正言顺地对他施行专政，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消灭他。这方法形成了苏俄的体制，这便是“斯大林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他消灭了托洛茨基，消灭了布哈林，消灭了成千上万他指为敌人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和军事元帅将领，但竟强力实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他依托这工业化击败了希特勒。不可否认，以牺牲巨大的专制手段强制将“水”往山上推的“社会主义”，一个时期内还是能够获有辉煌成就的。斯大林的继承人为争夺这个专制体制，赫鲁晓夫消灭了贝利亚，打倒了“反党集团”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等。这一套，各国共产党仿效，成为了继苏而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般政治专制模式。
我们来谈中国革命。
19世纪中叶，道光咸丰以来，数千年从来没有的高于中华帝国文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欺凌和瓜分，使中国面临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中国”，成了那时中国人民各阶级共同的痛切呼声。这个时代的产物，20世纪初发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他们共同的“初心”，就是“救中国”。如何能救？国民党选择了“三民主义”，共产党选择了共产主义。后来的所谓“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显然，“救中国”才是共产党最原始的初心，社会主义不过是“救中国”的手段或所选择的道路。道路可以改变，“救中国”不能改变。
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主张阶级合作反对帝国主义，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
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
国共两党的选择本来很不相同，孙中山的时候，怎么又合作起来了呢？原因很多，主要是，孙中山原来并不反共，他明白地反复地把他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解释为“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民生主义是调和阶级利益各得其所的，不是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阶级合作来实现，而且现在不行，未来才可实现。这时，恰列宁在苏俄向资本主义退了一步搞“新经济政策”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他的阶级合作主张列宁的共产党也实行了。于是在强调“共产制度不适合今日中国”的前提下，接受了苏俄的援助，把松散的旧国民党改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的新国民党，主张学苏俄“以党治国”，也即由国民党来建国一党专政。他又容纳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孙的眼里，今后的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内作为左翼的一派存在。他非常坚决，对反对他“容共”的国民党元老们说，“你们不赞成容共，我就一个人参加共产党去！”。共产党的领袖们包括陈独秀、毛泽东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赞赏毛泽东，给了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和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着他宣传共产国际代孙中山起草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一直被共产党解释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那时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
后来国共为什么又闹翻了，打了十年内战？这个放在后面谈国共关系时再说。
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是国共两党的纽带。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继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了彻底亡国的危机。苏联也面临了西部希特勒德国的威胁，希望稳住东方。西安事变，共产国际指令长征到达陕北困境中的中共妥善处理，再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七七事变，蒋介石声明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将红军改编为国军，共同抗日。共产党当即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保证：“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自抗日战争八年到“解放战争”几年，毛泽东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写了无数篇文章，论述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他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写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写了《论联合政府》，写了《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他把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定义为“新民主主义”。这旧的和新的“民主主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毛泽东认为，旧民主主义，是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共产党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分两步走呢？毛泽东说，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所以第一步必须在中国先发展孙中山所说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毛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于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居然不顾列宁，竟回到马克思经典的生产力决定论上去了: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与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泽东说：“有些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说，所以，“不但在过去，在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最忠诚与最彻底者”。(是不是，我们后面再看）
那么，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政治形式呢？毛泽东说：“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与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毛泽东向英国记者甘贝尔详细地描画了他的新中国政治蓝图.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些精彩论述，我在哈佛费正清图书馆把它们找了出来，请那时李洪宽的电邮“小参考”广发了出去，国内学者笑蜀看到了，再收集了一些，编成了一本书，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历史的先声》。
但毛泽东的新中国一成立，他似乎立即回到列宁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去了。他宣告1949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今日不少毛派为毛泽东辩护说：“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共产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呀，有什么错？”。呵呵，请问，“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今日中国必须”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算“彻底实现”了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获得广大发展”了吗？“：“自由民主中国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了吗？“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就都实现了吗？毛泽东说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扫除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障碍的。革命成功，障碍扫除，就应该建设你擘画的向人民保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了呀。你的“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在哪里？两步走？你革命后第一层楼还没建，就开始革第一层楼的命？说是建第二层楼了？
建国后，刘少奇根据原来的毛泽东思想，要“建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现在的毛泽东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立即“社会主义革命”了。两条路线，究竟谁对谁错呢？
薄一波熟读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他问毛泽东“你过去不是说而且党作了决议，生产力落后的中国不能马上搞社会主义吗？”毛泽东回答：“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就是新生产力了”。组织的规模越大，新生产力也就越大！
于是毛泽东就要将“新民主主义”原可自然发展的“水”，学斯大林，以理想和政权的鼓动强制力向“社会主义”的山顶去推了。个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有了反对意见么？如胡风、梁漱溟，就必须把它打成“反革命”或斥为“反动思想”。再反右，把几十万的老“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右派”。让他们不敢再开口反对。而就在昨天得天下前，毛泽东在梁漱溟章伯钧这类“民主人士”面前，从来是礼贤下士，毕恭毕敬的。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粮食，大量的粮食就需要“统购统销”。但对个体的农民无法统购统销，要统购统销就需要把农民迅速组织进合作社里。于是毛泽东以河北王国藩等几个“成功”的合作社的特例，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了。毛泽东断言“中国农民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都能发现，这些积极性不过是农村贫民意欲向富裕农民平均财产的积极性罢了。获得土地的农民只有自发向上成新地主的积极性，哪里有什么“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和文革后广大知青只是在“上山下乡”才亲眼看到了这一点。
强力地推动农村合作化高潮后，农业生产并没有提高，粮食危机愈趋严重。邓子恢，陈云在周恩来的赞同下，主张“反冒进”“下马”，大砍了数十万个没能搞好的合作社。毛泽东大怒，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让小生产和私有制“绝种”。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是“很没有良心的哩”。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点名批周恩来，指出他“离右派只差五十米了”。这意味了，为了把“水”强制往上推，毛泽东开始步斯大林后尘，要把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老战友，以阶级异己相威胁了。几个月后19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再批周恩来，赞扬要“大跃进”的柯庆施。全党不敢说话。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南宁会议后，全党都有感觉，毛泽东不同了，不像是过去那个党内能平等讨论问题的毛泽东了，“毛主席已经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乌托邦狂热给国家民带来的灾难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不久，毛泽东也发现了问题，开始要求“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纠正平均主义，不许过分剥夺农民，降低钢产指标”。1959年，他召开庐山会议，本想纠左，但仍对各省造成祸害的主要负责人轻描谈写，形成还是“左比右好”的效果。党内多有不满，不敢说话，只有彭德怀给毛写信，提出批评了。这时的毛已经是不受挑战的了。他将彭的信视为向他的进攻，是“下战书”，是要纠他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跳起来与彭互“操娘”，将彭德怀和党内一大批对他有“斯大林后期作风”不满的黄克诚张闻天等打成了右派的“反党集团”。这标志了批周后，庐山会议，毛将中共向斯大林专制体制模式又向前推进一大步了。
由本来意识到了问题需纠左，因回击彭德怀的“挑战”而忽变为激烈地上纲上线的批右，“大跃进”的肇事者吴芝圃李井泉曾希圣们更得意加倍疯狂了起来。结果是，全国空前的大灾难，“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1960年国家的农牧业产值急剧退到了1951年的水平甚至一半。据时戚本禹负责的中央机关严厉要求的如实统计，60-61年大饥荒饿死了城乡民众800万。
1962年，毛召开“七千人大会”，不得不作了些检讨。但仍把这饿死了近千万人的灾难辩说成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错失。林彪为毛泽东辩护，把灾难说成是全党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毛极为高兴，开始树林。
“七千人大会”无法实质纠错，刘少奇邓小平只好乘毛外出不在北京，召开“西楼会议”，请陈云实事求是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商讨解决之道。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困难。这时不但刘少奇邓子恢，毛泽东的第一秘书田家英甚至安徽大灾难的主要责任人曾希圣等都改变极力赞成“包产到户”。毛生气了，拿着宪法党章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不通知他开会。田家英被逼自杀。毛泽东开始把与刘少奇的矛盾，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提阶级斗争，“习仲勋小说反党”，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面说过，为了强制地把“水”往“社会主义”的山顶推，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就是要把党内外一切反对派别一切不同意见的对手，都打成“阶级敌人”或反革命，以便合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对经济作反规律的“社会主义”的强制，这条路就必然要走。这是不能单从斯大林毛泽东等个人的主观的“专制性格”去寻找解释的。文革前夕，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一步。516通知及后，他把他认为的党内外修正主义，提升定性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曾小心地提出疑问：党内路线斗争从来只是“左、右”，怎么提“反革命、反动”？毛坚持了。他以这类帽子，先行打倒了吴晗、“彭罗陆杨”。林彪投其所好更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确立了毛泽东的斯大林式绝对专制。随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将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叛徒、内奸、工贼”。但林彪最后，也跑不掉自己的作法而自毙，庐山会议后害怕“反毛主席”之罪外逃，丧生异域荒漠，终落得个“反革命集团”。更戏剧的是最后，毛自己也逃脱不掉。他去世遗体未冷，接过了他的中共专制体制衣钵的华国锋叶剑英集团，“一举粉碎四人帮”，抓捕判刑了“反革命”江青等。将习惯给他人戴的这帽子反手戴到他们自己头上。睡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堂水晶棺中的毛泽东，死后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需要提起的是，毛为了将“水”竭力往“社会主义”山顶推，确立了自己和中共的斯大林式绝对专制体制，他私心深处还是有疑问的。他提出，斯大林的错误美国体制下就不会发生。面对文革“反对的多，拥护的少”，他曾问田家英戚本禹“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胜利？”。他说，“年轻人不说真话”，“如果社会主义失败了，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他最后，把政治衣钵交给了他以为中间派的华国锋而不是最能紧随他的最左的张春桥（那时的人们都以为必是张春桥莫属），可能窥见他深藏心中的一丝惶惑。
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想改变斯大林体制吗？
由于毛泽东说过，美国体制下就不会发生斯大林这样的违反法制的错误。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旨在打碎斯大林式旧体制，创造人民主权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新体制。那时投身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有思想的造反派青年很多都这样以为。因为文革纲领十六条规定得很清楚：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其“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那时不光中国青年，全世界的左翼运动似乎都从中国的文革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民主体制的曙光而极大鼓舞，文革之风席卷世界，所以才发生了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和日本学生的激烈的左翼运动等。但事实是，毛泽东说了却没有落实去做。上海“一月风暴”，张春桥都曾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的所谓“北京公社宣言”是真的，夺权后号称了“上海人民公社”，按十六条规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人民选举罢免制度。 但即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你把党委往哪里摆？”？“还是革命委员会好”。一步步回到了斯大林体制，至今。
又有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从59年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冲突，到70年林彪的庐山会议冲突，毛泽东反复威胁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毛泽东太自信。当年你上井冈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号召和争取农民支持的，今天你重上井冈山口号是什么？“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恐怕农民一听会赶紧团结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围，把你剿灭了。
毛泽东又反复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可以抵制、独立；人民可以造反，打到北京去”。其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明定了今后的美国出现“暴政”统治，人民有造反的权利。但是，哪个当朝的统治者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是“暴政”，是人民可以造反对象？毛泽东此说，害惨了不少那时和至今真信了毛泽东的天真的“左派”。毛迷信“革命”，从不相信制度。整个文革毛泽东至死，都没有想过和提出过如何让人民依法享有制度和程序上的民主权利，以保障人民对地方乃至中央最高“公仆”们的监督批评和罢免以避免他担心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窑洞对”提出了可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让人民监督”说。但他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落实过它吗？没有！
那么人们问，为什么今日基层民众青年一代，特别弱势阶层对毛有着怀念和崇敬？
毛泽东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但他是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集中绝对的权力把“水”往山顶推，而不得不如此。人民虽也经受了痛苦，但毕竟还能感到社会大体的平等和清明。邓后的改开，政治接过了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不作改革甚至控制更加严厉，却放任了资本主义的“水”疯狂向下泛滥毫不节制。它繁荣了经济，但资本逐利的恶性面严重损害毒害了社会无权无势的基层民众,他们发现“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又回来了，他们自然就对毛时代有了怀念和崇敬，有如马克思所谓犹太人“怀念埃及的肉锅”。邓后的官僚所以放开了资本主义“水”向下流淌，又不肯对毛体制作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正好利用毛留下的手中绝对的权力，向资本主义泛滥的洪水中捞取最大的私人利益，将自己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暴富的权贵。所谓“崩堤的腐败”。
毛泽东毕竟奠造了这个新中国和奠定了这个国家今日发展的基础。他不畏国际强权，敢于挑战，驱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开后，中国市场汇入了西方市场。美国为首西方集团为遏制中国对中国发展肆意的的打压欺侮，使人民记忆和呼唤毛泽东。一个民族需要一个伟大人物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魂。现代这民族魂，只有毛泽东不作他想。毛泽东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
毛一生的专制，也确给被他革命或改造的阶层及其后代民众带来过痛苦。不少人仇恨他，诅咒他，丑化他。但这些受过苦难的当代人会逐渐死去，在没有受过他的苦难的后代人们中，仇恨的记忆必代代淡化，后代青年们眼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伟大和他为民族留下的不朽功勋。我们看秦始皇，无论沦落的六国遗族和饱受繁重悲惨徭役之苦的万杞良孟姜女们如何仇恨秦始皇，说是“血泪哭倒了长城”，但百代千代之下的中国人，更能看见和记住的，却是秦始皇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伟大之处。这些百代千代至今以至永远的中国人，他们也会听说秦皇在遥远古代的“暴政”，但他们身受的却只是秦皇为他们留下的伟大的统一国家和灿烂的统一的民族文化的遗泽。毛泽东将在中国百代人民的心中，愈趋伟大。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三、文革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74年11月公布于广州街头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声。它实际是代表了投身文革的人们本以为通过文革可以使人民获得制度化的“广泛的人民民主权利”，结果却遭到了残酷甚至血腥的镇压和迫害，社会更专制更极左而发出的系统性抗议。它两万多字，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许多方面，最重心的则是这两点：
1、它公开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错误原则，认为它是一种复活封建礼治的“神圣原则”。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全面武斗”和“取消了八亿个大脑”的思想专制，几乎全出自它！
2、它公开挑战了中央文革“理论家”们的一系列极左，支持和维护周恩来
因为反对“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李一哲主张人民的思想自由，取消政治犯，党内外“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人民各派有平等的权利在法制的轨道上竞争。
因为公开挑战中央文革的极左，李一哲主张落实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平反解放被打倒的干部，支持周恩来纠左，反对中央文革“理论家”（背后是毛泽东）把火烧向周恩来。
毛泽东中央文革下令批判李一哲。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内心显然同情李一哲，虽奉命发动了广东“百万人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运动，但明批暗保，以各种方式大规模向海内外和全世界实际传播了“李一哲大字报”。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在昏暗油灯下兴奋地手抄这大字报，再传播议论。两年后的“四五”，受过这大字报鼓舞的许多青年涌上天安门广场。他们后来说，正是这大字报为伟大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和动员的准备！
1976年的“四五运动”，导火线是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和“四人帮”对人民悲痛悼念周总理的无理压制。运动代表人是去世的陈子明和在座的王军涛等。今天的毛派为毛泽东辩护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两弹一星和工农业的进步”。但是他们是真忘了吗，这一切恰是周恩来竭力保护团结和鼓励了那些被打倒或被打倒揪斗边缘的科技专家领导干部，顶着毛泽东在背后纵容的四人帮不断的干扰阻扰破坏的压力下，万难之中取得的。周恩来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心血耗尽癌入肌髓尚鼓励人民“四个现代化”，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叮嘱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整顿好搞上去。这样的好总理，死了，四人帮还不放过他，还要侮辱他毁谤他。不正因为这才惹翻了人民吗？数十万人天安门广场以花圈诗词造反，怒斥四人帮，并第一次毫无隐晦地将怒火喷向了他们后面的毛泽东---“秦皇的专制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对姚文元说，他听见了。
文革初起，毛泽东要烧别人的时候，他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镇压群众运动”。现在，当他触怒了人民，火烧到了他自己头上的时候，“北洋军阀、国民党”他也只好自己来做了！他动用民兵，镇压了四五。
中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是文革十年第一次独立的人民自己发动的民主运动。它是文革的尾声文革的批判，是人民的“文革”。它开了新篇章，但它仍是文革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毛泽东的文革培养了人民的造反精神，人民有了造反精神才敢于回头造毛泽东错误的反。这造反精神又正是后来的共产党特权腐败官僚们所恐惧，亟欲“取缔”和“彻底否定”的。没有文革的训练，就不会有四五，也不会有后来更伟大的89民主运动。
胡耀邦指示习仲勋来广东将“李一哲”四人从监狱营救了出来并平反。习仲勋高度肯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文章，但要求王希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希哲感恩习仲勋，但对习仲勋说，中央肯定了“民主与法制”口号，平反只是思想上的肯定，关键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实现。他支持了全国各大城市兴起的“民主墙”运动。参加了《四五论坛》，最后，还出任了“全国民刊协会”顾问，担任了“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的主编，为唤起全国青年为中国的民主前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民主墙运动，以贵州“启蒙社”北京“人权同盟”为代表，第一次表现了现代中国青年开始向西方寻找“民主自由”的思想养料。其他，大体都还是社会主义范畴向社会民主主主义靠拢。他们与党内的改革派配合，极力争取落实宪法第45条，要求推出结社法和出版法。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当邓小平需要得到民间的支持时，他赞赏了民主墙，向西方记者推介了民主墙；但当民主墙魏京生、王希哲等批评了他，他就翻脸了。陈云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民主墙运动不但未能争取到依宪的结社法出版法，连毛泽东时代的随兴随灭的“四大”自由，也被彻底剥夺。1981年4月，全国各大城市民主墙主要代表北京徐文立，上海傅申奇，武汉秦永敏、南京徐水良、广州何求等纷纷被捕。王军涛胡平等也在各自大学遭到了压制。广州当局原来就对习仲勋平反“李一哲”不满，乘机捏造假证，再次逮捕重判了十四年王希哲。但正因为他们属企图否定习仲勋的平反，捏造假证据将王希哲入罪，至今四十多年，不敢将王希哲判决书交予王希哲。
民主墙被扑灭两年后，1983年，留学加拿大的医学博士王炳章在美国发起了“中国民主联盟”，声明接续国内民主墙的薪火。1989年，以北京为中心，以悼念胡耀邦发动，更爆发了席卷全国包括香港上千万人次卷入的爱国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同时提出了要求释放民主墙政治犯魏京生王希哲等人。那时我还在狱中。听到消息传来，当年领导“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时，我仰天长啸,何等兴奋:“民主与法制”，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处理人民群众民主运动的指导方针了！但还是有忧虑，忧虑邓小平的态度。我写了一首词“金缕曲”其中一句是“只怕又，封姨罢酒”。果然，邓小平竟出动了野战军加坦克镇压，远超了毛泽东四五的民兵加木棍。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前景，竟再一次被淹没在北京长安街的血泊中！这些经过，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说了。
89民主运动的被镇压，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虽然运动前驱的部分大学生们以树起民主女神像为标志，表示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武器，但百万千万卷入运动的民众主体，无疑仍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民主要求。六四的血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批的六四学生流亡海外，结合海外反共人士，从此开始了以反共（推翻共产党）为诉求的革命性质的民运。
1993年，中共为争取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与西方作了妥协，先后假释了五位主要政治犯（王丹、王希哲、徐文立、王军涛、魏京生）。我出狱不久，台海发生危机。平息后，邓小平江泽民汪道涵提出，两岸开展和平统一谈判。只要同意国家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国旗国号都可以谈”。我想到，既然“什么都可以谈”，为什么不可以谈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呢？如果在世界面前将中国民主化纳入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议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产生多么强大的推动！我在广州北门兰圃会见了刘晓波，向他解释说，抗战胜利后，蒋毛重庆会谈结果产生的《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最高位阶的文件。后来内战爆发，双方都说是对方撕毁了协定。我们可以提出，究竟谁先撕毁的，现在可以不管它，但既然国共双方都没有否定它，它就至今有效。我们提出呼吁，国共双方回到这个双十协定的和平民主原则上来，完成国家统一，国共共同民主建国。刘晓波同意了。这就是我与刘共同签署发布的《对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宣言在香港一见报，刘晓波即刻被捕，抓我晚了一步。英国记者用呼机告诉了我。我不想第四次坐牢了，躲到了汕尾，又偷渡到香港。香港面临回归，不敢收留我，把我交给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位领事莫伟宁将我带到了美国。
我在美国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双十宣言》设想，提出若国民党接受我的设想，我甚至愿意加入国民党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统一谈判。台湾的新党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是两蒋时代了，李登辉决意台独，已经没有两岸谈判统一的可能了。我了解事实后，发现确如此，便没有去台湾，去了哈佛费正清中心作文革研究的访问学者了。
王炳章到哈佛找到了我，希望我“出山”协助他。他发起的民联原来是蒋经国给予经济资助的。因他反台独的立场遭到了李登辉上台后的排挤打击“开除”，他想重组队伍。我当然支持他。
江泽民访美后，1998年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人大很快批准了一个，另一个签署至今26年了，尚未获正式批准。我们认为既然签署了公约，中国政府就有责任落实实行它。王炳章执假护照冒险回国，奔走号召组党。这年6月，浙江王有才和今天在座的朱虞夫先生等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率先勇敢冲击党禁，向浙江民政部提交了组党注册申请，表示承认中国宪法体制，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活动原则。无论其批准与否，中国民主党自此成立了！王希哲王炳章在海外全力组织力量支持了她。当她的国内主要领导人全数入狱后，王希哲受托担起了这个中国民主党主席的担子十年，艰难扶持了她。民主党后来如何分立，如何发展至今天，我就不谈了。我只回忆起2007年罗德岛民主党联总第一次代表大会我退下时唐元隽的一句话，他说：“希哲担任民主党顾问也不行。有希哲在，民主党就没法争取到美国的资金了！”
四、台湾和国共两党问题对中国民主化前景应起得作用
我一直坚持认为，《双十宣言》关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民主建国的设想，还是可能的。关键在扫除台独的障碍。今天的国共两党，在政策性质上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早就没有了！
国共本同源，是源自共产国际的兄弟。当年的中国革命，最根本的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两党都服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上面介绍过，虽然共产党的土地主张是阶级斗争消灭地主，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在孙中山坚持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意了国民党的意见，共同制定“二五减租”政策支持北伐。但共产党澎湃特别毛泽东，却在湖南湖北鼓动农民发起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农民运动，捆绑戴高帽斗争地主，剥夺地主，“一切权力归农会”，自设法庭加罪滥肆杀害地主，“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在北伐前线奋勇杀敌的北伐军军官多是两湖地主子弟。闻后方父兄被杀，家产被夺，甚至汇回家中的军饷也被农会没收，就严重动摇了军心；农会更严禁粮食出省，就断了北伐军的军粮，这一切根本危及了北伐和国共的合作。毛泽东受到了陈独秀中央的批评，毛却坚称他的农民运动“好得很”，“非如此决不能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了。他通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慷慨激昂只说革命应该如何做，却不见说革命“在这个阶段上只能如何做”。他忘了，共产党手里没有军队，即便他的革命必须这样做也必须今后有了条件再做。显然，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他后来所有的成熟的策略头脑，他破坏了国共合作重要的基础农民“二五减息”政策。毛泽东农民运动剧烈的左倾冒险主义激怒了夏斗寅、许克祥等北伐军官，他们叛乱先后兵变杀共，终促成了蒋汪“清共”“分共”，国共的彻底分裂。国共分裂后，十年内战，毛泽东政策当然更不是减租，而是消灭地主，“打土豪分田地”了。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这时懂得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数次向国民党做出保证：“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再行减租减息，团结地主农民。毛泽东说“抗日期间，一切服从抗日，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适当地交租交息，奖励地主的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
抗战胜利后，国共再次分裂内战，共产党又执行了“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直至解放后以政权强制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综观历史，关于国共政策的本质分歧，毛泽东曾准确总结道：“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 ”
国民党方面呢？国民党实际也是很想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地主，不说没收地主，就是减租减息，他们也很难认真下得去手。在大陆，陈立夫、陈诚、蒋经国都曾尝试过土改减租，都先后失败了。败退到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痛苦反省，都深感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就在对农民的土地政策上，决心土改。机会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与台湾土著地主已没有了阶级血肉联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日本殖民当局和汉奸地主的大量土地，赎买各大地主土地以分配给农民。陈诚坚决地推行了台湾土改，实行“三七.五减租”。这时也有国民党老顽固出来骂陈诚“赤化台湾”，陈诚也不怕了。但得到了土地的农民不会甘于农民，他们仍想上升为大地主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是强制农民集体化；台湾，陈诚的办法是限制土地购买，鼓励中小地主富裕农民的资金向城镇工商业发展（请看上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也是这个政策）。陈诚彻底土改后，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可以回头看了。原来国共的恩怨对立无非是土改的手段问题。这个分歧，早已是遥远的历史。现在，特别共产党“改开”，实际回到了新民主主义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除了分治两岸，政策上已没有了任何分歧。萧美琴对王希哲说“现在的共产党在大陆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你认为现在的共产党还等同毛泽东的共产党吗？”。共产党向国民党介绍，动辄就是说他们正在实现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中国擘画的建设蓝图。没有根本分歧了，国共为什么就不能第三次合作，共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障碍在台独！而危害最大的台独，是日本殖民在台遗孽的皇民台独。他们根本不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根本不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极力“去中国化”。如此，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过去的政治依靠是美国日本。但随着中、美、日国力对比的消长，和最顽固的皇民台独老人的日渐去世凋零，民进党已渐渐显露了向承认“中华民国”也即不得不承认台湾大陆皆为中国的迹象，故中国大陆不断强盛所生的引力，终会促使两岸的和谈统一开展起来。
又会产生了问题。大陆左派担心，两岸的和平统一会使国外内的“国粉”膨胀起来，可能颜色革命，危及共产党政权。台湾的右派担心，两岸的统一，台湾终将被巨大的大陆“吃掉”。既然如此，为共产党政权的长远安全计，为台湾的多元文化发展计，何不就“一国两府”？马英九对王希哲说，“两岸政府的宪法都是一个中国的宪法，这就是一国两制”。
中共政府需要听到批评和客观评论的声音。国内没有合法存在的反对派，再将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只能归于“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让“中国台北政府”处中国大框架之内，又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之外，方能有利对中共政府自由舆论的民主监督，有利中华民族土壤水性多元，及在这多元之上的思想文化的百花齐放。国号怎么办？联合国宪章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就是中华民国；反过来，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政府可以派出副代表与中国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共同出席联合国会议。当年的北洋政府能够接纳南方政府王正廷共同出席巴黎和会；国民党南京政府能够联袂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今日中共北京政府就没有这点气量？中国主权不容外国侵夺这是唯一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皇民台独，但中国的主权，只要是中国人所有，“楚弓楚得”，哪怕两个政府和平共存，“分久必合”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不是已经共存了七八十年了吗？
总之，只要扫除了台独，大陆进步的引力，国共两党的接近总能有利中国的和平民主前景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关系环境的。
五、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当前的特点困境与左翼民运
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都是与执政当局竞争爱国，不会是去竞争卖国害国。不然你怎么得到人民的支持？王炳章就写过文章“海外民运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但民运的持久就遇到一个生存的问题：“谁给你钱？”。只好去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助。西方国家的资助是有两面性的。一面，它确实出于传统的自由民主理念支持你，但另一方面，它给了你钱你就要听它的话，你慢慢就成为它对华政策的代理舆论工具了。另外，就是招揽政庇生意收钱。为获得政庇批准就要表现得激烈反共甚至反华，海外民运成了为获得政庇的反共反华口号党。王炳章时代的民运成员多是留学海外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争民主出于理念。他们不满今天民运这种状况，渐渐都离开了民运，海外华人也多避开民运，民运就与国内人民的痛痒完全疏离了。
那么，海外民运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呢？还是有的。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国内人民还没能获得充分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他们的代言，海外民运无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坚持存在。它在海外的示威宣传游说活动，总能给中共当局一定的压力，提醒它这也是中国人民一部分的呼声，必须给予应有的回应。它可以针对国内的政治动态变化，民众关注的焦点维权事件，组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利用新媒体的灵活突破封锁影响国内，以重新获得国内人民对海外民运的认可。现在海外也有不少有钱的爱国华人支持民主，可以争取他们的资助。如此，才能多少摆脱海外民运如今的困境。
这里再谈谈左翼民运。海外本来有刘国凯的社会民主党，方圆的中国工党算是左翼民运，但都不见了。2007年希哲离开民主党后，便去致力网上扶助国内的左翼人士。海外发生过一次全球大规模的左翼民主运动，就是2008年的世界各大城市保卫中国将主办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希哲全力鼓动支持了这场运动。也是这次运动中，在希哲的劝说下海外侨界旧金山带头，第一次世界各大城市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并肩挥舞，表现了中国人民无分左右团结一心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意志。
不少人疑问我为什么去支持或扶持左翼民运。我回答一下。
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和运动的健康发展，必是一种左右力量合力的平衡。如果一种运动没有它对立的另一力量制衡，它必将走向极端。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纵容了暴民政治，一波比一波极端，妄杀了多少无辜，最后雅各宾领袖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毛泽东纵容了湖南农民暴民政治，葬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文革林彪陈伯达鼓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纵容了“红卫兵”暴民政治，造成了1966的“红八月”红色恐怖。
89民运，王军涛们自己回忆，那时广场上也是“一拨比一拨极端。喊得越大声，口号越激烈越煽情，就越得到鼓掌欢呼，局面已没法控制”。如果这时广场能出现另一种意见的工人市民队伍也出来游行，必能把这种极端平衡下去，获得89较好的结果。事实这种游行的苗头已经出现，问题在邓小平不允许任何一种游行，无论左右，宁可动用军队镇压，这是他专制本性的体现。泰国的民运，有黄衫军和红杉军的平衡。台湾的民运，原来由民进党一直垄断了“民主”，似乎它就是“人民”，它的要求就是“人民的要求”。直到施明德的红杉军出现，才开始平衡了民进党的“民主”垄断，民进党不能再为所欲为。更可痛惜的是香港。稳健的民主党领袖司徒华去世后，激进派和“勇武”派失去了理性派的制衡，无经验的青年口号和行动也是一波比一波极端、激烈，最后“一铺玩完”，鸟兽散。
那么不怕两派武斗么？文革时不正是把这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么？法制！警察依法保护游行的两派意见表达，将两派隔离开，同时坚决制止武斗，大规模的武斗就无从发生。这是美国警察的惯例。但最近，美国竟通过法律禁止一切“反犹太人”的意见表达，只准犹太人意见自由，这势必助长犹太势力的极端，严重破坏了美国民主，也不利犹太人的长远。
中国有十四亿人。不会都是反共的。拥共的有多少？算各一半，七个亿吧。不能只反共的七个亿垄断了“民主”，似乎只有反共才是民主，另七个亿拥共的没有民主。现在反共的总说推翻了共产党他们就实行民主。可能吗？那时，他们会允许“毛派”允许“小粉红”们允许“媚共人士”说话吗？不会。他们只会“转型正义”实行反向的反共右派专政，不会有民主，只是专制换了个形态。。所以既然海内外久有反共的右翼民主运动了，就应该有左翼的民主运动来平衡它。现在不培植它到时就晚了。
实际现在左翼民运比右翼民运更困难。右翼民运有西方舆论和资金帮助它，一旦遭迫害便逃亡西方寻求庇护。左翼民运不但没有这些，连现在的“特色共产党”掌权人及其部门都常打压它封杀它。例如，仇红的前总理温家宝，骨子就是一位反共人士！刘晓波是一位真正的自由派人士。他坚持自由立场不断批评共产党而一再坐牢，却在共产党封杀毛派刊物时，挺身而出抗议封杀，为毛派的言论自由权利说话。他声称“我没有敌人”。有人指责刘晓波“共产党把你当敌人呀！”。共产党把我当敌人我也不把共产党当敌人。我就是坚持我的超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这才是对自己理念的彻底坚持。我敬佩刘晓波。
六、中国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与中国民主法制前途的展望
最后，还是必要回头再来说说“水”。
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水”，是所谓“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的“水”。无论它产生了多少的恶性，它是自然向下奔流的，是顺从了经济自然的，因此，已经不需要那种斯大林专制模式来全面管制社会经济，强制它按专制者的命令朝山顶去流了，共产党的权贵们又掌控了全部国家经济命脉，共产党的政权已经不可能再被推翻了，斯大林的专制模式就应该改变了。但共产党接续毛泽东时代为把“水”推上社会主义的山顶而确立的专制统治模式，依旧存在。为什么呢？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邓后的官僚所以放开了资本主义“水”向下流淌，又不肯对毛体制作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正好利用毛留下的手中绝对的权力，向资本主义泛滥的洪水中捞取最大的私人利益，将自己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暴富的权贵。”
于是中国社会和共产党本身，便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基本的阶级矛盾是权贵大资产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三方的矛盾。
面对权贵大资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要求“节制权力滥用”，但不要求“节制资本”；平民阶级相对权贵大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不但要求“节制权力的滥用”也要求“节制资本的恶性”。而权贵大资产阶级则既反对“节制权力”也不赞成“节制资本”。
发生了阶级冲突，平民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相对权贵大资产阶级，要求“维权”；权贵大资产阶级相对平民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则要求“维稳”。平民阶级更多的直接受到民营资产阶级的剥削，故也常向民营资产阶级要求“维权”；民营资产阶级便常勾结求助于权贵，对平民阶级实行压制和“维稳”。
维权和维稳，一字之差，反映的是今日中国的阶级斗争。
这些的阶级矛盾冲突和阶级利益诉求，必将产生代理这些不同阶级利益诉求的党派来。斯大林--毛泽东旧的专制模式需要改革也必然改革。中国民主改革的动力，就在社会和中共内部阶级的分化所产生的阶级利益的分化和阶级斗争之中。内因是它决定的因素。
我曾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黎安友谈到：今日美国多党政治，也不是华盛顿革命党人当初就按照一种主观的“改革方案”去按图实施出来的。美国“国父”们当初建国根本就没有多党政治的怪想法，美国宪法也没有此说，甚至没有“民主”。不仅华盛顿，甚至杰佛逊都是不赞成政党政治的。为了联邦征税的权利，华盛顿、汉密尔顿一派坚持加强中央政府，杰佛逊、麦迪逊则坚持维护州权。自然还有许多深层矛盾。州权派老是斗不过联邦派。这样，原来不赞成搞党的杰佛逊发现没有党不行，才开始搞PARTY组党了。经过二百多年的博弈，还发生了林肯时代的残酷内战，才有了后来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政治。两党本质其实还是二百年前美国那个华盛顿革命党的两派在美国的竞选轮替。
中国共产党两派两党的分化演变，也必定要走这条路。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与华盛顿的革命党不同，它不会允许这个党分化为两派两党。这是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共产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元化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当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经多元化，“水”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后，中国共产党的多元分化，也就逃不脱一切基础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政党分化演变的规律了！如果共产党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如何，共产党就能“不允许”如何，也就连邓小平白猫黑猫的“改开”也不会有了！
共产党实际上早已分化为两派而且不断“轮替”了：毛泽东大跃进失败，失败后他就不得不让刘少奇出来收拾局面，刘少奇派就上台了；刘少奇们上台后整顿经济稍有成就，毛泽东就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他打下去，毛派就再上了。十月政变后，邓小平一派又把毛泽东那一派的“四人帮”打下去了。现在统治共产党的还是邓派。但邓派也已实际发生了“邓右派”“邓左派”的分化。所谓邓右派，希望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将社会主义彻底否定；邓左派则要求资本主义化中尽力保存多一些红色基因和有利平民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温家宝以莫须有之罪收拾了薄熙来，是“邓右派”将“邓左派”消灭在崛起前的作为。但共产党的这种“轮替”，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制度性轮替，它是一种残酷的厮斗。红色血统的习近平应该是共产党最后一位强势的领导人了。从他上台后的政治趋向看，他较多属于邓左派。虽然他不会企图让“水”再往山顶流，不会让中国“一夜回到解放后”，但海内外的右派们还是非常警惕他，仇视他，不断造出各种谣言企图制造内乱推倒他。现在他是“一身系天下安危”。中国传统的社稷传承血统观和他早年经历过的磨练使他具有天然的执政强势，他尚能把现在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内的阶级分化阶级诉求矛盾控制于未然，但他必须尽早把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接班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作为这制度基础，尽早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民自由选举罢免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把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罢免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一句话，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完全确立和健全起来，将“人治”变为“宪治”，将国家未来命运的决定权交到最大多数的民众手里。有如蒋经国，将“国家”的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却非要一位强权的领袖不可，否则必乱。习近平身后，已经难有这样的人物。习今不为此，身后将后患无穷。生前的绝对权力越集中，身后的政治危机就越严重！我想，习近平不会抱“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不要以为“宪政”就会否定掉共产党的统治。“党导立宪”，党严守宪法，正能保证了共产党统治的久远。看今日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如何地竞争轮替，必须忠于大法官严护下的宪法不得违宪。这宪法谁人制定？二百多年前聚费城的华盛顿革命党人制定。因此，依宪来看，今日的美国本质仍是华盛顿革命党一党的专政！
习近平执政十几年，有关民主，他说了不少很好的话，什么“全民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等等。但有一件落实了吗？一件没有。请不要学毛泽东，说了许多民主的好话，却不实际去做，不去努力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它，而失去人民的信任。有人说前面毛邓伟人的历史任务是国家“站起来”“富起来”，习是“强”起来。我看，习的历史角色，不仅在“国家强起来”，更在国家完成了统一和党、国家的宪政民主化。如此，习才可说并肩毛邓，超过了毛邓。
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么多了。李一哲这个《社会主义民主义与法制》大字报，无非就是一个国家将民主制度化的理想，到今天已经50年了。五十年中国有些进步，进步还不大。需要我们现在年轻人一代一代努力啊。孙中山临死的时候说，我致力革命四十年了，革命还没成功，同志要继续努力。说完他就死了。我开玩笑说，我老王致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50年了啊，从二十几岁到七十几岁，比孙先生四十年还多10年，暂还没死。所以寄希望年轻人们一代一代继续下去，一代一代“挖山不止”。这次是我把我平生所想的，大体都说了，大家批评也好，接受也好，都欢迎，可以继续讨论。
最后，我要感谢自由钟基金会给了我这一个讲座的机会。好，谢谢大家
2024年11月7日
王希哲文集http://yizhewenji.com
xz7793@gmail.com
国共两党的选择本来很不相同，孙中山的时候，怎么又合作起来了呢？原因很多，主要是，孙中山原来并不反共，他明白地反复地把他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解释为“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民生主义是调和阶级利益各得其所的，不是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阶级合作来实现，而且现在不行，未来才可实现。这时，恰列宁在苏俄向资本主义退了一步搞“新经济政策”鼓舞了孙中山，他认为他的阶级合作主张列宁的共产党也实行了。于是在强调“共产制度不适合今日中国”的前提下，接受了苏俄的援助，把松散的旧国民党改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式的集中制的新国民党，主张学苏俄“以党治国”，也即由国民党来建国一党专政。他又容纳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在孙的眼里，今后的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内作为左翼的一派存在。他非常坚决，对反对他“容共”的国民党元老们说，“你们不赞成容共，我就一个人参加共产党去！”。共产党的领袖们包括陈独秀、毛泽东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赞赏毛泽东，给了他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和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的职位，着他宣传共产国际代孙中山起草和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一直被共产党解释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那时毛泽东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高于蒋介石。
后来国共为什么又闹翻了，打了十年内战？这个放在后面谈国共关系时再说。
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是国共两党的纽带。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继蚕食华北，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了彻底亡国的危机。苏联也面临了西部希特勒德国的威胁，希望稳住东方。西安事变，共产国际指令长征到达陕北困境中的中共妥善处理，再次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抗日。七七事变，蒋介石声明接受共产党的合法，将红军改编为国军，共同抗日。共产党当即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出保证：“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自抗日战争八年到“解放战争”几年，毛泽东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写了无数篇文章，论述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他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写了《新民主主义宪政》，写了《论联合政府》，写了《七届二中全会讲话》。他把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定义为“新民主主义”。这旧的和新的“民主主义”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毛泽东认为，旧民主主义，是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则是共产党领导的三民主义。共产党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实现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分两步走呢？毛泽东说，因为中国经济落后，生产力不发达，所以第一步必须在中国先发展孙中山所说的有节制的资本主义。毛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于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居然不顾列宁，竟回到马克思经典的生产力决定论上去了: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及合作社经济之外，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与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毛泽东说：“有些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都是过虑”。“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与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毛泽东说，所以，“不但在过去，在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实现三民主义的最忠诚与最彻底者”。(是不是，我们后面再看）
那么，由经济条件决定的政治形式呢？毛泽东说：“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与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共产党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毛泽东向英国记者甘贝尔详细地描画了他的新中国政治蓝图.他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毛泽东的这些精彩论述，我在哈佛费正清图书馆把它们找了出来，请那时李洪宽的电邮“小参考”广发了出去，国内学者笑蜀看到了，再收集了一些，编成了一本书，就是后来流传很广的《历史的先声》。
但毛泽东的新中国一成立，他似乎立即回到列宁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去了。他宣告1949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今日不少毛派为毛泽东辩护说：“毛主席说得很清楚，共产党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就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呀，有什么错？”。呵呵，请问，“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今日中国必须”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算“彻底实现”了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获得广大发展”了吗？“：“自由民主中国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了吗？“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就都实现了吗？毛泽东说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了扫除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障碍的。革命成功，障碍扫除，就应该建设你擘画的向人民保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了呀。你的“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在哪里？两步走？你革命后第一层楼还没建，就开始革第一层楼的命？说是建第二层楼了？
建国后，刘少奇根据原来的毛泽东思想，要“建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现在的毛泽东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要立即“社会主义革命”了。两条路线，究竟谁对谁错呢？
薄一波熟读毛泽东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他问毛泽东“你过去不是说而且党作了决议，生产力落后的中国不能马上搞社会主义吗？”毛泽东回答：“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社，就是新生产力了”。组织的规模越大，新生产力也就越大！
于是毛泽东就要将“新民主主义”原可自然发展的“水”，学斯大林，以理想和政权的鼓动强制力向“社会主义”的山顶去推了。个体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有了反对意见么？如胡风、梁漱溟，就必须把它打成“反革命”或斥为“反动思想”。再反右，把几十万的老“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右派”。让他们不敢再开口反对。而就在昨天得天下前，毛泽东在梁漱溟章伯钧这类“民主人士”面前，从来是礼贤下士，毕恭毕敬的。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粮食，大量的粮食就需要“统购统销”。但对个体的农民无法统购统销，要统购统销就需要把农民迅速组织进合作社里。于是毛泽东以河北王国藩等几个“成功”的合作社的特例，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了。毛泽东断言“中国农民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都能发现，这些积极性不过是农村贫民意欲向富裕农民平均财产的积极性罢了。获得土地的农民只有自发向上成新地主的积极性，哪里有什么“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和文革后广大知青只是在“上山下乡”才亲眼看到了这一点。
强力地推动农村合作化高潮后，农业生产并没有提高，粮食危机愈趋严重。邓子恢，陈云在周恩来的赞同下，主张“反冒进”“下马”，大砍了数十万个没能搞好的合作社。毛泽东大怒，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要让小生产和私有制“绝种”。马克思主义在这点上是“很没有良心的哩”。57年9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点名批周恩来，指出他“离右派只差五十米了”。这意味了，为了把“水”强制往上推，毛泽东开始步斯大林后尘，要把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老战友，以阶级异己相威胁了。几个月后19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再批周恩来，赞扬要“大跃进”的柯庆施。全党不敢说话。薄一波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南宁会议后，全党都有感觉，毛泽东不同了，不像是过去那个党内能平等讨论问题的毛泽东了，“毛主席已经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断“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乌托邦狂热给国家民带来的灾难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不久，毛泽东也发现了问题，开始要求“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纠正平均主义，不许过分剥夺农民，降低钢产指标”。1959年，他召开庐山会议，本想纠左，但仍对各省造成祸害的主要负责人轻描谈写，形成还是“左比右好”的效果。党内多有不满，不敢说话，只有彭德怀给毛写信，提出批评了。这时的毛已经是不受挑战的了。他将彭的信视为向他的进攻，是“下战书”，是要纠他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跳起来与彭互“操娘”，将彭德怀和党内一大批对他有“斯大林后期作风”不满的黄克诚张闻天等打成了右派的“反党集团”。这标志了批周后，庐山会议，毛将中共向斯大林专制体制模式又向前推进一大步了。
由本来意识到了问题需纠左，因回击彭德怀的“挑战”而忽变为激烈地上纲上线的批右，“大跃进”的肇事者吴芝圃李井泉曾希圣们更得意加倍疯狂了起来。结果是，全国空前的大灾难，“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1960年国家的农牧业产值急剧退到了1951年的水平甚至一半。据时戚本禹负责的中央机关严厉要求的如实统计，60-61年大饥荒饿死了城乡民众800万。
1962年，毛召开“七千人大会”，不得不作了些检讨。但仍把这饿死了近千万人的灾难辩说成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错失。林彪为毛泽东辩护，把灾难说成是全党没有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毛极为高兴，开始树林。
“七千人大会”无法实质纠错，刘少奇邓小平只好乘毛外出不在北京，召开“西楼会议”，请陈云实事求是说明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商讨解决之道。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包产到户”解决农村困难。这时不但刘少奇邓子恢，毛泽东的第一秘书田家英甚至安徽大灾难的主要责任人曾希圣等都改变极力赞成“包产到户”。毛生气了，拿着宪法党章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不通知他开会。田家英被逼自杀。毛泽东开始把与刘少奇的矛盾，视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敌我性质的阶级斗争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提阶级斗争，“习仲勋小说反党”，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前面说过，为了强制地把“水”往“社会主义”的山顶推，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就是要把党内外一切反对派别一切不同意见的对手，都打成“阶级敌人”或反革命，以便合理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要对经济作反规律的“社会主义”的强制，这条路就必然要走。这是不能单从斯大林毛泽东等个人的主观的“专制性格”去寻找解释的。文革前夕，毛泽东终于完成了这一步。516通知及后，他把他认为的党内外修正主义，提升定性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曾小心地提出疑问：党内路线斗争从来只是“左、右”，怎么提“反革命、反动”？毛坚持了。他以这类帽子，先行打倒了吴晗、“彭罗陆杨”。林彪投其所好更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原则，确立了毛泽东的斯大林式绝对专制。随之，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将刘少奇打成反革命的“叛徒、内奸、工贼”。但林彪最后，也跑不掉自己的作法而自毙，庐山会议后害怕“反毛主席”之罪外逃，丧生异域荒漠，终落得个“反革命集团”。更戏剧的是最后，毛自己也逃脱不掉。他去世遗体未冷，接过了他的中共专制体制衣钵的华国锋叶剑英集团，“一举粉碎四人帮”，抓捕判刑了“反革命”江青等。将习惯给他人戴的这帽子反手戴到他们自己头上。睡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堂水晶棺中的毛泽东，死后也成了“反革命家属”，“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但需要提起的是，毛为了将“水”竭力往“社会主义”山顶推，确立了自己和中共的斯大林式绝对专制体制，他私心深处还是有疑问的。他提出，斯大林的错误美国体制下就不会发生。面对文革“反对的多，拥护的少”，他曾问田家英戚本禹“社会主义到底能不能胜利？”。他说，“年轻人不说真话”，“如果社会主义失败了，倒不如走西方民主的路！”。他最后，把政治衣钵交给了他以为中间派的华国锋而不是最能紧随他的最左的张春桥（那时的人们都以为必是张春桥莫属），可能窥见他深藏心中的一丝惶惑。
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想改变斯大林体制吗？
由于毛泽东说过，美国体制下就不会发生斯大林这样的违反法制的错误。就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旨在打碎斯大林式旧体制，创造人民主权真正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新体制。那时投身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有思想的造反派青年很多都这样以为。因为文革纲领十六条规定得很清楚：文化革命委员会将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其“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当选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那时不光中国青年，全世界的左翼运动似乎都从中国的文革看到了社会主义新民主体制的曙光而极大鼓舞，文革之风席卷世界，所以才发生了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黑人解放运动和日本学生的激烈的左翼运动等。但事实是，毛泽东说了却没有落实去做。上海“一月风暴”，张春桥都曾以为毛泽东发起文革的所谓“北京公社宣言”是真的，夺权后号称了“上海人民公社”，按十六条规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人民选举罢免制度。 但即遭到了毛泽东的否定：“你把党委往哪里摆？”？“还是革命委员会好”。一步步回到了斯大林体制，至今。
又有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从59年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冲突，到70年林彪的庐山会议冲突，毛泽东反复威胁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毛泽东太自信。当年你上井冈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号召和争取农民支持的，今天你重上井冈山口号是什么？“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恐怕农民一听会赶紧团结在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围，把你剿灭了。
毛泽东又反复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可以抵制、独立；人民可以造反，打到北京去”。其实，美国的独立宣言也明定了今后的美国出现“暴政”统治，人民有造反的权利。但是，哪个当朝的统治者会承认自己是“修正主义”，是“暴政”，是人民可以造反对象？毛泽东此说，害惨了不少那时和至今真信了毛泽东的天真的“左派”。毛迷信“革命”，从不相信制度。整个文革毛泽东至死，都没有想过和提出过如何让人民依法享有制度和程序上的民主权利，以保障人民对地方乃至中央最高“公仆”们的监督批评和罢免以避免他担心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窑洞对”提出了可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的“让人民监督”说。但他在国家制度的建设上落实过它吗？没有！
那么人们问，为什么今日基层民众青年一代，特别弱势阶层对毛有着怀念和崇敬？
毛泽东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但他是为“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集中绝对的权力把“水”往山顶推，而不得不如此。人民虽也经受了痛苦，但毕竟还能感到社会大体的平等和清明。邓后的改开，政治接过了斯大林模式的专制不作改革甚至控制更加严厉，却放任了资本主义的“水”疯狂向下泛滥毫不节制。它繁荣了经济，但资本逐利的恶性面严重损害毒害了社会无权无势的基层民众,他们发现“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又回来了，他们自然就对毛时代有了怀念和崇敬，有如马克思所谓犹太人“怀念埃及的肉锅”。邓后的官僚所以放开了资本主义“水”向下流淌，又不肯对毛体制作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正好利用毛留下的手中绝对的权力，向资本主义泛滥的洪水中捞取最大的私人利益，将自己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暴富的权贵。所谓“崩堤的腐败”。
毛泽东毕竟奠造了这个新中国和奠定了这个国家今日发展的基础。他不畏国际强权，敢于挑战，驱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改开后，中国市场汇入了西方市场。美国为首西方集团为遏制中国对中国发展肆意的的打压欺侮，使人民记忆和呼唤毛泽东。一个民族需要一个伟大人物作为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魂。现代这民族魂，只有毛泽东不作他想。毛泽东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
毛一生的专制，也确给被他革命或改造的阶层及其后代民众带来过痛苦。不少人仇恨他，诅咒他，丑化他。但这些受过苦难的当代人会逐渐死去，在没有受过他的苦难的后代人们中，仇恨的记忆必代代淡化，后代青年们眼看到的只是毛泽东的伟大和他为民族留下的不朽功勋。我们看秦始皇，无论沦落的六国遗族和饱受繁重悲惨徭役之苦的万杞良孟姜女们如何仇恨秦始皇，说是“血泪哭倒了长城”，但百代千代之下的中国人，更能看见和记住的，却是秦始皇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伟大之处。这些百代千代至今以至永远的中国人，他们也会听说秦皇在遥远古代的“暴政”，但他们身受的却只是秦皇为他们留下的伟大的统一国家和灿烂的统一的民族文化的遗泽。毛泽东将在中国百代人民的心中，愈趋伟大。这就是他的历史地位。
三、文革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74年11月公布于广州街头的李一哲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第一声。它实际是代表了投身文革的人们本以为通过文革可以使人民获得制度化的“广泛的人民民主权利”，结果却遭到了残酷甚至血腥的镇压和迫害，社会更专制更极左而发出的系统性抗议。它两万多字，批评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许多方面，最重心的则是这两点：
1、它公开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错误原则，认为它是一种复活封建礼治的“神圣原则”。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全面武斗”和“取消了八亿个大脑”的思想专制，几乎全出自它！
2、它公开挑战了中央文革“理论家”们的一系列极左，支持和维护周恩来
因为反对“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李一哲主张人民的思想自由，取消政治犯，党内外“光明正大的反对派”合法，人民各派有平等的权利在法制的轨道上竞争。
因为公开挑战中央文革的极左，李一哲主张落实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策，平反解放被打倒的干部，支持周恩来纠左，反对中央文革“理论家”（背后是毛泽东）把火烧向周恩来。
毛泽东中央文革下令批判李一哲。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内心显然同情李一哲，虽奉命发动了广东“百万人批判李一哲反动大字报”运动，但明批暗保，以各种方式大规模向海内外和全世界实际传播了“李一哲大字报”。全国各地上山下乡的知青们在昏暗油灯下兴奋地手抄这大字报，再传播议论。两年后的“四五”，受过这大字报鼓舞的许多青年涌上天安门广场。他们后来说，正是这大字报为伟大的“四五运动”作了舆论和动员的准备！
1976年的“四五运动”，导火线是周恩来总理的逝世和“四人帮”对人民悲痛悼念周总理的无理压制。运动代表人是去世的陈子明和在座的王军涛等。今天的毛派为毛泽东辩护的一条重要理由是，“两弹一星和工农业的进步”。但是他们是真忘了吗，这一切恰是周恩来竭力保护团结和鼓励了那些被打倒或被打倒揪斗边缘的科技专家领导干部，顶着毛泽东在背后纵容的四人帮不断的干扰阻扰破坏的压力下，万难之中取得的。周恩来忍辱负重，鞠躬尽瘁，心血耗尽癌入肌髓尚鼓励人民“四个现代化”，生命最后一刻仍不忘叮嘱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整顿好搞上去。这样的好总理，死了，四人帮还不放过他，还要侮辱他毁谤他。不正因为这才惹翻了人民吗？数十万人天安门广场以花圈诗词造反，怒斥四人帮，并第一次毫无隐晦地将怒火喷向了他们后面的毛泽东---“秦皇的专制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对姚文元说，他听见了。
文革初起，毛泽东要烧别人的时候，他说“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国民党镇压群众运动”。现在，当他触怒了人民，火烧到了他自己头上的时候，“北洋军阀、国民党”他也只好自己来做了！他动用民兵，镇压了四五。
中共《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四五运动，是文革十年第一次独立的人民自己发动的民主运动。它是文革的尾声文革的批判，是人民的“文革”。它开了新篇章，但它仍是文革的一部分。所以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毛泽东的文革培养了人民的造反精神，人民有了造反精神才敢于回头造毛泽东错误的反。这造反精神又正是后来的共产党特权腐败官僚们所恐惧，亟欲“取缔”和“彻底否定”的。没有文革的训练，就不会有四五，也不会有后来更伟大的89民主运动。
胡耀邦指示习仲勋来广东将“李一哲”四人从监狱营救了出来并平反。习仲勋高度肯定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文章，但要求王希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希哲感恩习仲勋，但对习仲勋说，中央肯定了“民主与法制”口号，平反只是思想上的肯定，关键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实现。他支持了全国各大城市兴起的“民主墙”运动。参加了《四五论坛》，最后，还出任了“全国民刊协会”顾问，担任了“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的主编，为唤起全国青年为中国的民主前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民主墙运动，以贵州“启蒙社”北京“人权同盟”为代表，第一次表现了现代中国青年开始向西方寻找“民主自由”的思想养料。其他，大体都还是社会主义范畴向社会民主主主义靠拢。他们与党内的改革派配合，极力争取落实宪法第45条，要求推出结社法和出版法。但他们还是失败了。 当邓小平需要得到民间的支持时，他赞赏了民主墙，向西方记者推介了民主墙；但当民主墙魏京生、王希哲等批评了他，他就翻脸了。陈云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组织和刊物登记，要让它们处于非法地位，禁止它们活动”。民主墙运动不但未能争取到依宪的结社法出版法，连毛泽东时代的随兴随灭的“四大”自由，也被彻底剥夺。1981年4月，全国各大城市民主墙主要代表北京徐文立，上海傅申奇，武汉秦永敏、南京徐水良、广州何求等纷纷被捕。王军涛胡平等也在各自大学遭到了压制。广州当局原来就对习仲勋平反“李一哲”不满，乘机捏造假证，再次逮捕重判了十四年王希哲。但正因为他们属企图否定习仲勋的平反，捏造假证据将王希哲入罪，至今四十多年，不敢将王希哲判决书交予王希哲。
民主墙被扑灭两年后，1983年，留学加拿大的医学博士王炳章在美国发起了“中国民主联盟”，声明接续国内民主墙的薪火。1989年，以北京为中心，以悼念胡耀邦发动，更爆发了席卷全国包括香港上千万人次卷入的爱国民主运动，“反腐败，反官倒”。同时提出了要求释放民主墙政治犯魏京生王希哲等人。那时我还在狱中。听到消息传来，当年领导“批判李一哲大字报”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提出“要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时，我仰天长啸,何等兴奋:“民主与法制”，终于成为了中共最高领导人处理人民群众民主运动的指导方针了！但还是有忧虑，忧虑邓小平的态度。我写了一首词“金缕曲”其中一句是“只怕又，封姨罢酒”。果然，邓小平竟出动了野战军加坦克镇压，远超了毛泽东四五的民兵加木棍。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前景，竟再一次被淹没在北京长安街的血泊中！这些经过，大家都很清楚，就不多说了。
89民主运动的被镇压，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大转折。虽然运动前驱的部分大学生们以树起民主女神像为标志，表示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思想武器，但百万千万卷入运动的民众主体，无疑仍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民主要求。六四的血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大批的六四学生流亡海外，结合海外反共人士，从此开始了以反共（推翻共产党）为诉求的革命性质的民运。
1993年，中共为争取获得奥运会主办权，与西方作了妥协，先后假释了五位主要政治犯（王丹、王希哲、徐文立、王军涛、魏京生）。我出狱不久，台海发生危机。平息后，邓小平江泽民汪道涵提出，两岸开展和平统一谈判。只要同意国家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国旗国号都可以谈”。我想到，既然“什么都可以谈”，为什么不可以谈中国民主化的问题呢？如果在世界面前将中国民主化纳入两岸和平统一谈判的议题，将对中国的民主化产生多么强大的推动！我在广州北门兰圃会见了刘晓波，向他解释说，抗战胜利后，蒋毛重庆会谈结果产生的《双十协定》，是国共双方最高位阶的文件。后来内战爆发，双方都说是对方撕毁了协定。我们可以提出，究竟谁先撕毁的，现在可以不管它，但既然国共双方都没有否定它，它就至今有效。我们提出呼吁，国共双方回到这个双十协定的和平民主原则上来，完成国家统一，国共共同民主建国。刘晓波同意了。这就是我与刘共同签署发布的《对国共两党的双十宣言》。宣言在香港一见报，刘晓波即刻被捕，抓我晚了一步。英国记者用呼机告诉了我。我不想第四次坐牢了，躲到了汕尾，又偷渡到香港。香港面临回归，不敢收留我，把我交给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一位领事莫伟宁将我带到了美国。
我在美国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双十宣言》设想，提出若国民党接受我的设想，我甚至愿意加入国民党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统一谈判。台湾的新党告诉我，现在已经不是两蒋时代了，李登辉决意台独，已经没有两岸谈判统一的可能了。我了解事实后，发现确如此，便没有去台湾，去了哈佛费正清中心作文革研究的访问学者了。
王炳章到哈佛找到了我，希望我“出山”协助他。他发起的民联原来是蒋经国给予经济资助的。因他反台独的立场遭到了李登辉上台后的排挤打击“开除”，他想重组队伍。我当然支持他。
江泽民访美后，1998年春，中国先后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人大很快批准了一个，另一个签署至今26年了，尚未获正式批准。我们认为既然签署了公约，中国政府就有责任落实实行它。王炳章执假护照冒险回国，奔走号召组党。这年6月，浙江王有才和今天在座的朱虞夫先生等依据联合国人权公约率先勇敢冲击党禁，向浙江民政部提交了组党注册申请，表示承认中国宪法体制，遵循和平理性非暴力活动原则。无论其批准与否，中国民主党自此成立了！王希哲王炳章在海外全力组织力量支持了她。当她的国内主要领导人全数入狱后，王希哲受托担起了这个中国民主党主席的担子十年，艰难扶持了她。民主党后来如何分立，如何发展至今天，我就不谈了。我只回忆起2007年罗德岛民主党联总第一次代表大会我退下时唐元隽的一句话，他说：“希哲担任民主党顾问也不行。有希哲在，民主党就没法争取到美国的资金了！”
四、台湾和国共两党问题对中国民主化前景应起得作用
我一直坚持认为，《双十宣言》关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民主建国的设想，还是可能的。关键在扫除台独的障碍。今天的国共两党，在政策性质上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早就没有了！
国共本同源，是源自共产国际的兄弟。当年的中国革命，最根本的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两党都服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主张“耕者有其田”。上面介绍过，虽然共产党的土地主张是阶级斗争消灭地主，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在孙中山坚持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同意了国民党的意见，共同制定“二五减租”政策支持北伐。但共产党澎湃特别毛泽东，却在湖南湖北鼓动农民发起了“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农民运动，捆绑戴高帽斗争地主，剥夺地主，“一切权力归农会”，自设法庭加罪滥肆杀害地主，“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在北伐前线奋勇杀敌的北伐军军官多是两湖地主子弟。闻后方父兄被杀，家产被夺，甚至汇回家中的军饷也被农会没收，就严重动摇了军心；农会更严禁粮食出省，就断了北伐军的军粮，这一切根本危及了北伐和国共的合作。毛泽东受到了陈独秀中央的批评，毛却坚称他的农民运动“好得很”，“非如此决不能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了。他通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慷慨激昂只说革命应该如何做，却不见说革命“在这个阶段上只能如何做”。他忘了，共产党手里没有军队，即便他的革命必须这样做也必须今后有了条件再做。显然，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他后来所有的成熟的策略头脑，他破坏了国共合作重要的基础农民“二五减息”政策。毛泽东农民运动剧烈的左倾冒险主义激怒了夏斗寅、许克祥等北伐军官，他们叛乱先后兵变杀共，终促成了蒋汪“清共”“分共”，国共的彻底分裂。国共分裂后，十年内战，毛泽东政策当然更不是减租，而是消灭地主，“打土豪分田地”了。
抗日战争爆发，毛泽东这时懂得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为“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数次向国民党做出保证：“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再行减租减息，团结地主农民。毛泽东说“抗日期间，一切服从抗日，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并适当地交租交息，奖励地主的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
抗战胜利后，国共再次分裂内战，共产党又执行了“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直至解放后以政权强制力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
综观历史，关于国共政策的本质分歧，毛泽东曾准确总结道：“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那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 ”
国民党方面呢？国民党实际也是很想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但国民党的阶级基础是地主，不说没收地主，就是减租减息，他们也很难认真下得去手。在大陆，陈立夫、陈诚、蒋经国都曾尝试过土改减租，都先后失败了。败退到台湾，蒋介石国民党痛苦反省，都深感国民党败于共产党就在对农民的土地政策上，决心土改。机会是，到了台湾，国民党与台湾土著地主已没有了阶级血肉联系。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没收日本殖民当局和汉奸地主的大量土地，赎买各大地主土地以分配给农民。陈诚坚决地推行了台湾土改，实行“三七.五减租”。这时也有国民党老顽固出来骂陈诚“赤化台湾”，陈诚也不怕了。但得到了土地的农民不会甘于农民，他们仍想上升为大地主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是强制农民集体化；台湾，陈诚的办法是限制土地购买，鼓励中小地主富裕农民的资金向城镇工商业发展（请看上面，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也是这个政策）。陈诚彻底土改后，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可以回头看了。原来国共的恩怨对立无非是土改的手段问题。这个分歧，早已是遥远的历史。现在，特别共产党“改开”，实际回到了新民主主义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除了分治两岸，政策上已没有了任何分歧。萧美琴对王希哲说“现在的共产党在大陆搞得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你认为现在的共产党还等同毛泽东的共产党吗？”。共产党向国民党介绍，动辄就是说他们正在实现孙中山先生当年为中国擘画的建设蓝图。没有根本分歧了，国共为什么就不能第三次合作，共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障碍在台独！而危害最大的台独，是日本殖民在台遗孽的皇民台独。他们根本不承认台湾人是中国人，根本不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极力“去中国化”。如此，跟他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他们过去的政治依靠是美国日本。但随着中、美、日国力对比的消长，和最顽固的皇民台独老人的日渐去世凋零，民进党已渐渐显露了向承认“中华民国”也即不得不承认台湾大陆皆为中国的迹象，故中国大陆不断强盛所生的引力，终会促使两岸的和谈统一开展起来。
又会产生了问题。大陆左派担心，两岸的和平统一会使国外内的“国粉”膨胀起来，可能颜色革命，危及共产党政权。台湾的右派担心，两岸的统一，台湾终将被巨大的大陆“吃掉”。既然如此，为共产党政权的长远安全计，为台湾的多元文化发展计，何不就“一国两府”？马英九对王希哲说，“两岸政府的宪法都是一个中国的宪法，这就是一国两制”。
中共政府需要听到批评和客观评论的声音。国内没有合法存在的反对派，再将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只能归于“舆论一律”，有什么好处？让“中国台北政府”处中国大框架之内，又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之外，方能有利对中共政府自由舆论的民主监督，有利中华民族土壤水性多元，及在这多元之上的思想文化的百花齐放。国号怎么办？联合国宪章里，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就是中华民国；反过来，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台北政府可以派出副代表与中国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共同出席联合国会议。当年的北洋政府能够接纳南方政府王正廷共同出席巴黎和会；国民党南京政府能够联袂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今日中共北京政府就没有这点气量？中国主权不容外国侵夺这是唯一的原则，我们坚决反对皇民台独，但中国的主权，只要是中国人所有，“楚弓楚得”，哪怕两个政府和平共存，“分久必合”有什么多大的关系？不是已经共存了七八十年了吗？
总之，只要扫除了台独，大陆进步的引力，国共两党的接近总能有利中国的和平民主前景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关系环境的。
五、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当前的特点困境与左翼民运
任何国家的民主运动，都是与执政当局竞争爱国，不会是去竞争卖国害国。不然你怎么得到人民的支持？王炳章就写过文章“海外民运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但民运的持久就遇到一个生存的问题：“谁给你钱？”。只好去寻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助。西方国家的资助是有两面性的。一面，它确实出于传统的自由民主理念支持你，但另一方面，它给了你钱你就要听它的话，你慢慢就成为它对华政策的代理舆论工具了。另外，就是招揽政庇生意收钱。为获得政庇批准就要表现得激烈反共甚至反华，海外民运成了为获得政庇的反共反华口号党。王炳章时代的民运成员多是留学海外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争民主出于理念。他们不满今天民运这种状况，渐渐都离开了民运，海外华人也多避开民运，民运就与国内人民的痛痒完全疏离了。
那么，海外民运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呢？还是有的。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国内人民还没能获得充分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他们的代言，海外民运无论多么困难都应该坚持存在。它在海外的示威宣传游说活动，总能给中共当局一定的压力，提醒它这也是中国人民一部分的呼声，必须给予应有的回应。它可以针对国内的政治动态变化，民众关注的焦点维权事件，组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利用新媒体的灵活突破封锁影响国内，以重新获得国内人民对海外民运的认可。现在海外也有不少有钱的爱国华人支持民主，可以争取他们的资助。如此，才能多少摆脱海外民运如今的困境。
这里再谈谈左翼民运。海外本来有刘国凯的社会民主党，方圆的中国工党算是左翼民运，但都不见了。2007年希哲离开民主党后，便去致力网上扶助国内的左翼人士。海外发生过一次全球大规模的左翼民主运动，就是2008年的世界各大城市保卫中国将主办的奥运火炬传递活动。希哲全力鼓动支持了这场运动。也是这次运动中，在希哲的劝说下海外侨界旧金山带头，第一次世界各大城市五星红旗与青天白日旗并肩挥舞，表现了中国人民无分左右团结一心捍卫中国国家利益的意志。
不少人疑问我为什么去支持或扶持左翼民运。我回答一下。
我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和运动的健康发展，必是一种左右力量合力的平衡。如果一种运动没有它对立的另一力量制衡，它必将走向极端。
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纵容了暴民政治，一波比一波极端，妄杀了多少无辜，最后雅各宾领袖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毛泽东纵容了湖南农民暴民政治，葬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文革林彪陈伯达鼓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纵容了“红卫兵”暴民政治，造成了1966的“红八月”红色恐怖。
89民运，王军涛们自己回忆，那时广场上也是“一拨比一拨极端。喊得越大声，口号越激烈越煽情，就越得到鼓掌欢呼，局面已没法控制”。如果这时广场能出现另一种意见的工人市民队伍也出来游行，必能把这种极端平衡下去，获得89较好的结果。事实这种游行的苗头已经出现，问题在邓小平不允许任何一种游行，无论左右，宁可动用军队镇压，这是他专制本性的体现。泰国的民运，有黄衫军和红杉军的平衡。台湾的民运，原来由民进党一直垄断了“民主”，似乎它就是“人民”，它的要求就是“人民的要求”。直到施明德的红杉军出现，才开始平衡了民进党的“民主”垄断，民进党不能再为所欲为。更可痛惜的是香港。稳健的民主党领袖司徒华去世后，激进派和“勇武”派失去了理性派的制衡，无经验的青年口号和行动也是一波比一波极端、激烈，最后“一铺玩完”，鸟兽散。
那么不怕两派武斗么？文革时不正是把这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么？法制！警察依法保护游行的两派意见表达，将两派隔离开，同时坚决制止武斗，大规模的武斗就无从发生。这是美国警察的惯例。但最近，美国竟通过法律禁止一切“反犹太人”的意见表达，只准犹太人意见自由，这势必助长犹太势力的极端，严重破坏了美国民主，也不利犹太人的长远。
中国有十四亿人。不会都是反共的。拥共的有多少？算各一半，七个亿吧。不能只反共的七个亿垄断了“民主”，似乎只有反共才是民主，另七个亿拥共的没有民主。现在反共的总说推翻了共产党他们就实行民主。可能吗？那时，他们会允许“毛派”允许“小粉红”们允许“媚共人士”说话吗？不会。他们只会“转型正义”实行反向的反共右派专政，不会有民主，只是专制换了个形态。。所以既然海内外久有反共的右翼民主运动了，就应该有左翼的民主运动来平衡它。现在不培植它到时就晚了。
实际现在左翼民运比右翼民运更困难。右翼民运有西方舆论和资金帮助它，一旦遭迫害便逃亡西方寻求庇护。左翼民运不但没有这些，连现在的“特色共产党”掌权人及其部门都常打压它封杀它。例如，仇红的前总理温家宝，骨子就是一位反共人士！刘晓波是一位真正的自由派人士。他坚持自由立场不断批评共产党而一再坐牢，却在共产党封杀毛派刊物时，挺身而出抗议封杀，为毛派的言论自由权利说话。他声称“我没有敌人”。有人指责刘晓波“共产党把你当敌人呀！”。共产党把我当敌人我也不把共产党当敌人。我就是坚持我的超阶级自由主义立场。这才是对自己理念的彻底坚持。我敬佩刘晓波。
六、中国人民的政治改革要求与中国民主法制前途的展望
最后，还是必要回头再来说说“水”。
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水”，是所谓“比资本主义还要资本主义”的“水”。无论它产生了多少的恶性，它是自然向下奔流的，是顺从了经济自然的，因此，已经不需要那种斯大林专制模式来全面管制社会经济，强制它按专制者的命令朝山顶去流了，共产党的权贵们又掌控了全部国家经济命脉，共产党的政权已经不可能再被推翻了，斯大林的专制模式就应该改变了。但共产党接续毛泽东时代为把“水”推上社会主义的山顶而确立的专制统治模式，依旧存在。为什么呢？前面我已经说过了，“邓后的官僚所以放开了资本主义“水”向下流淌，又不肯对毛体制作政治改革，因为他们正好利用毛留下的手中绝对的权力，向资本主义泛滥的洪水中捞取最大的私人利益，将自己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暴富的权贵。”
于是中国社会和共产党本身，便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基本的阶级矛盾是权贵大资产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和平民阶级三方的矛盾。
面对权贵大资产阶级，民营资产阶级要求“节制权力滥用”，但不要求“节制资本”；平民阶级相对权贵大资产阶级和民营资产阶级，不但要求“节制权力的滥用”也要求“节制资本的恶性”。而权贵大资产阶级则既反对“节制权力”也不赞成“节制资本”。
发生了阶级冲突，平民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相对权贵大资产阶级，要求“维权”；权贵大资产阶级相对平民阶级与民营资产阶级则要求“维稳”。平民阶级更多的直接受到民营资产阶级的剥削，故也常向民营资产阶级要求“维权”；民营资产阶级便常勾结求助于权贵，对平民阶级实行压制和“维稳”。
维权和维稳，一字之差，反映的是今日中国的阶级斗争。
这些的阶级矛盾冲突和阶级利益诉求，必将产生代理这些不同阶级利益诉求的党派来。斯大林--毛泽东旧的专制模式需要改革也必然改革。中国民主改革的动力，就在社会和中共内部阶级的分化所产生的阶级利益的分化和阶级斗争之中。内因是它决定的因素。
我曾与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黎安友谈到：今日美国多党政治，也不是华盛顿革命党人当初就按照一种主观的“改革方案”去按图实施出来的。美国“国父”们当初建国根本就没有多党政治的怪想法，美国宪法也没有此说，甚至没有“民主”。不仅华盛顿，甚至杰佛逊都是不赞成政党政治的。为了联邦征税的权利，华盛顿、汉密尔顿一派坚持加强中央政府，杰佛逊、麦迪逊则坚持维护州权。自然还有许多深层矛盾。州权派老是斗不过联邦派。这样，原来不赞成搞党的杰佛逊发现没有党不行，才开始搞PARTY组党了。经过二百多年的博弈，还发生了林肯时代的残酷内战，才有了后来的共和党民主党两党政治。两党本质其实还是二百年前美国那个华盛顿革命党的两派在美国的竞选轮替。
中国共产党两派两党的分化演变，也必定要走这条路。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与华盛顿的革命党不同，它不会允许这个党分化为两派两党。这是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看得太重了。共产党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元化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当中国的经济条件已经多元化，“水”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后，中国共产党的多元分化，也就逃不脱一切基础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政党分化演变的规律了！如果共产党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如何，共产党就能“不允许”如何，也就连邓小平白猫黑猫的“改开”也不会有了！
共产党实际上早已分化为两派而且不断“轮替”了：毛泽东大跃进失败，失败后他就不得不让刘少奇出来收拾局面，刘少奇派就上台了；刘少奇们上台后整顿经济稍有成就，毛泽东就通过文化大革命把他打下去，毛派就再上了。十月政变后，邓小平一派又把毛泽东那一派的“四人帮”打下去了。现在统治共产党的还是邓派。但邓派也已实际发生了“邓右派”“邓左派”的分化。所谓邓右派，希望全面的资本主义化，将社会主义彻底否定；邓左派则要求资本主义化中尽力保存多一些红色基因和有利平民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温家宝以莫须有之罪收拾了薄熙来，是“邓右派”将“邓左派”消灭在崛起前的作为。但共产党的这种“轮替”，不是一个民主政党的制度性轮替，它是一种残酷的厮斗。红色血统的习近平应该是共产党最后一位强势的领导人了。从他上台后的政治趋向看，他较多属于邓左派。虽然他不会企图让“水”再往山顶流，不会让中国“一夜回到解放后”，但海内外的右派们还是非常警惕他，仇视他，不断造出各种谣言企图制造内乱推倒他。现在他是“一身系天下安危”。中国传统的社稷传承血统观和他早年经历过的磨练使他具有天然的执政强势，他尚能把现在中国社会和共产党内的阶级分化阶级诉求矛盾控制于未然，但他必须尽早把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民主接班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作为这制度基础，尽早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民自由选举罢免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把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罢免制度，确立和健全起来，一句话，把“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制度，完全确立和健全起来，将“人治”变为“宪治”，将国家未来命运的决定权交到最大多数的民众手里。有如蒋经国，将“国家”的威权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却非要一位强权的领袖不可，否则必乱。习近平身后，已经难有这样的人物。习今不为此，身后将后患无穷。生前的绝对权力越集中，身后的政治危机就越严重！我想，习近平不会抱“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不要以为“宪政”就会否定掉共产党的统治。“党导立宪”，党严守宪法，正能保证了共产党统治的久远。看今日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如何地竞争轮替，必须忠于大法官严护下的宪法不得违宪。这宪法谁人制定？二百多年前聚费城的华盛顿革命党人制定。因此，依宪来看，今日的美国本质仍是华盛顿革命党一党的专政！
习近平执政十几年，有关民主，他说了不少很好的话，什么“全民协商民主”，“全过程民主”，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等等。但有一件落实了吗？一件没有。请不要学毛泽东，说了许多民主的好话，却不实际去做，不去努力在制度建设上落实它，而失去人民的信任。有人说前面毛邓伟人的历史任务是国家“站起来”“富起来”，习是“强”起来。我看，习的历史角色，不仅在“国家强起来”，更在国家完成了统一和党、国家的宪政民主化。如此，习才可说并肩毛邓，超过了毛邓。
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么多了。李一哲这个《社会主义民主义与法制》大字报，无非就是一个国家将民主制度化的理想，到今天已经50年了。五十年中国有些进步，进步还不大。需要我们现在年轻人一代一代努力啊。孙中山临死的时候说，我致力革命四十年了，革命还没成功，同志要继续努力。说完他就死了。我开玩笑说，我老王致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50年了啊，从二十几岁到七十几岁，比孙先生四十年还多10年，暂还没死。所以寄希望年轻人们一代一代继续下去，一代一代“挖山不止”。这次是我把我平生所想的，大体都说了，大家批评也好，接受也好，都欢迎，可以继续讨论。
最后，我要感谢自由钟基金会给了我这一个讲座的机会。好，谢谢大家
20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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