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毛派今日困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文献，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革命宪法---1966年8月《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明白规定了文革要达到的中国政治改革目标:
革命之后，中国新型的政权机构"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人民全面选举出来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这个决定，是根据毛泽东自把聂元梓大字报描绘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以来的一系列革命浪漫主义谈话，作出的。
遗憾的是，正如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的，最终，毛泽东起始的激进主义被他最后的保守主义所消灭。毛泽东这里叶公好龙了，他呼喊的龙真的了，"上海人民公社"可能带来的全国全面选举制度的前景真的来了，他又倒退了。他犹豫几天之后，否决了一月革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他说：
"如果都改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公社里的委员有党员和非党员，党委放在哪里呢？总该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它总得有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代替党吗？"
推到、"夺权"了省市各级基层党委之后，还是要回归到"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不能"一切权力归公社！"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断呼唤人民起来"革命""造反"，打倒当权的，甚至在中央当权的"走资派"，但归根结底他要的，他相信的，还是党专政体制下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任命授权制度。文革的最终结果，中国的政权制度还是完全复旧。似乎白闹一场，没有积极意义。党内外右派"彻底否定文革"，依据的正是文革只有“破”，没有任何“立”的进步之处，于是咬定了整肃政敌才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私心目的。左派在这一点上，也很难予以批驳，因为事实，毛泽东手握绝对权力的文革十年，他口号激烈，也发动了人民，但却没有在保障人民与"走资派""官僚主义者阶级"作斗争的民主法制制度建设上，作出一点积极的贡献，留下任何一点有"巴黎公社"影子的人民选举制度遗产！也正因为如此，他一死，右派官僚们政变上台，才足以轻而易举地向人民把文革描述为一场毫无社会积极意义的"十年动乱"。
杨曦光曾猜测毛泽东在"上海人民公社"上的倒退，是一种对官僚主义阶级不得已的让步。是的，我们的确不能苛求历史人物的毛泽东，不能想象中国的政治改革目标能够一天之内达成，但你是革命家，你总要有一点进步给人民，总要留下一点积极的民主选举的制度建设遗产吧？没有！
"李一哲"们也朦胧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切身地发现，如果毛主席只是一味地号召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去"革命"、去"造反"和"五不怕"，却不在法制的建设上，为人民提供"革命""造反"的民主制度的切实保障，那么，鼓励人"五不怕"造反的结局，只能是让人们最终去作"反革命"，作"革命造反"的替罪羊。因此，中国人民要的，不仅是"革命"的号召，也不仅仅是"四大"的武器（这武器被邓小平右派官僚阶级上台后收缴），更要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这才是根本。于是他们给毛主席写信了，讲这个道理了，结果罹难了！
今天毛派的困境，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自1976年以来，当今的中国早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左右两边都在反对它。反共右派不用说，想进一步向右，将中国推向非共、反共的西式"民主化"。左派，也天天揭露和攻击权贵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下的修正主义"改开"，给中国工农基层弱势民众带来的痛苦，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罪恶。
那么，怎么办呢？
毛泽东曾为左派留下了一段话：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1968年7月，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就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没有正面回答。他临终前对他身后“腥风血雨”和左派 “上井冈山”的判断，算是对韩爱晶“天问”的最终回答吧。
毛泽东没有为他的忠诚的后人留下一套制度化的解决国家最高领导权落到"修正主义"右派手里，又能被"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依靠民主的途径夺回来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只留下了这类貌似悲壮实则虚幻空洞的政治遗言。这遗言，却又正被那发动了十月政变，逮捕判刑了以他妻子江青为首的左派集团的叶剑英，称作了留给他身后的左派发动革命的"锦囊妙计"！多么的戏剧。
在这"遗言"里，毛泽东不是坚信身后的左派"代表了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么？为什么文革整整十年，你就不能将你手订的文化大革命"16条"中国"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的政治改革目标，坚持到底呢？即便不行，像杨曦光猜的，向官僚阶级让一些步，但坚持一半，或让大半，坚持三分之一，总之，为中国人民也为你忠诚的后人留下起码一点点尚能多少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性的政治遗产呢？
有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锻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中国不同于苏东而难以彻底变色的重大保障，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我同意。但是，留下人民真实当家的民主的政治制度，不是比人民遭难后的"革命造反精神"更为重要，更为切实可行而更有益于人民么？
今日忠诚的毛派，能够按照毛泽东留下的那番"锦囊妙计"来革命，"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么？真"上井冈山"？真去"南昌起义"？1976年10月，上海马天水、徐景贤们不敢干的事，今日的毛派敢干么？能干么？强人所难！
毛泽东自信说"中国如发生右派政变，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事实如何？毛派已经"容忍"30多年了。为了解释今天还需要"容忍"下去，不需要"上井冈山"和"南昌起义"，于是，毛派中就有了一派辩解说，虽然当今的中国已是右派权贵官僚资产阶级统治，但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今后习近平），还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还悬有最后的一线希望在他们身上。只要说服胡锦涛们能支持自己，那么我们毛派今天的斗争，还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也就是一种随时注意著观察最高领导人脸色口气变化的"革命"，一不小心，踩在了框架边上，就危险，就要准备作"反革命"去（不是已经有“毛派”人物坐牢了么？）。
理解了这一点，明白了文革中毛泽东激烈的革命主义言辞与他实际的保守主义改革立场这个矛盾留下的结果，才能最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国毛派挣扎中所处的艰难的困境！
毛派出路何在？
首先是争取民主。争取民主是第一位的，"反对修正主义"与争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争取到了全民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你才占据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合法阵地，再向前进，一步一步争取到"16条"规定的中国"全面的选举制度"和"改选、撤换"制度，你才拥有了可能"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民意，用选票合法地将"修正主义集团"请下台的有效手段。
当然，这只是左派的理想。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全面回到“新民主主义”多元化，叫"特色社会主义"，它符合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已经是任何力量无法改变的了。左派今日能争取到的民主，只能是对恶性资本主义倾向和路线的制约，使之不至走向极端而尽可能地保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不可能再有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毛派极左派不抛弃这个回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的幻想，又事实无法“革命上井冈山”，它就只能流于形左实右的喧嚣，永远无法摆脱它今日政治的困境。